瑞典除了婚姻外的十二種關係

請先閱讀：你可能無法想像，在瑞典除了婚姻之外還有這12種「關係」

標題很聳動，內文倒是普通，就事論事而已。但顯然有部分的亞洲人連就事論事都有問題。

在他們的世界裡，但凡牽了手就是要親嘴的，但凡親了嘴就是要上床的，但凡上了床就是要結婚的，但凡結了婚就是要生孩子的(不能生孩子的，嘿嘿，也就別想結婚了)。

若非如此，都叫做道德敗壞、毀家廢婚、不讓孫子叫阿公。

補點正能量：10/31是同志遊行喔~

【BO 專訪】郝明義：年輕人醒了，台灣才有機會醒過來

時間倒回七十年代末的台灣。在台北興隆路一隅，有個年輕人，正委身在狹窄的套房中，日復一日，用白飯配著滷蛋果腹。

年輕人剛剛從學校畢業一年，卻已經歷了許多波折。即使頂著台大商學系的顯赫學歷，但是到了面試的場面上，他操著濃厚口音的華文，拄著拐杖，搞得彼此各種尷尬。年輕人並沒有鍥而不捨，他轉而和朋友合資做生意，不到三個月，賠到脫褲，只好再借錢跑起單幫。

最後，年輕人把借的錢都賠光了，卡在韓國連回台的機票都買不起。因為是在韓國長大，家人要他別堅持了，在老家找個教職，穩穩當當地過日子。他索性把心一橫，賣了當年炙手可熱的綠卡資格，換成機票來到台灣，在朋友接濟下，蝸居在興隆路。

故事聽到這裡，任誰都會捏一把冷汗。沒錢、沒工作、沒後路，儼然一尾好大好大的魯蛇。

三十多年後，年輕人成為出版業界的一方之霸。總統府用國策顧問的頭銜來禮遇他，他卻覺得自己徒具虛名、毫無建樹，心心念念要掛冠求去。終於在服貿爭議的關卡上，頂著國策顧問的頭銜，用公開信辭職表態，開出響亮的一槍。

年輕人的名字是郝明義，是出版人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典型代表。當我們見到他的時候，完全無法想像三十年前，這個人窩居陋室的模樣。任誰都難把他和魯蛇兩個字聯想在一起，眼前這個人，純然是個人生勝利組。

你以為我寫了這麼多，是要說一個關於有志者事竟成，個人透過努力扭轉命運的故事嗎？

在某個意義上，其實恰好相反。

這是關於一個人，如何在持續追尋的過程中，不斷努力要活得清醒的故事。這個故事還在進行當中，能從這樣的故事裡學到什麼，這就要看台灣人自己的造化了。

「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故事從這個古怪的句子開始。

這樣的郝明義，趕在大選之前，將自己的各種苦口婆心集結成書，希望激發候選人正面回應。三百多頁的洋洋巨著，卻用了個古怪的句子當書名：「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古怪的點在於，台灣的四周，本來就是海洋啊，不然咧？

當然我們看完書都會明白，郝明義要說的是：既然台灣的四周是海洋，就該像個討海人那樣，學會在變動中討生活，而不是耽溺於安逸、穩定。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我們要面對的變動到底是什麼？穿越了統獨對立的認同爭議、中美夾心的地緣政治，有什麼樣的暗流正在席捲我們生活的每一個層面？讓許多事情變得如此讓人不知所措？

為了釐清這些問題，《BO》來到了大塊出版社，當面向郝明義先生請教。
一台拋錨的車，還有好多好多的人

說起當前種種問題的核心，郝明義重申他在書中提出的兩點：行政崩壞和憲政架構紊亂。

他認為這個權責不明的古怪總統制，還有效能不彰的行政體系，就好比拋錨的引擎，讓整台車子無法前進。而政治人物就好比司機，不去面對引擎拋錨的問題，卻在討論車子顏色該是藍的、該是綠的，這些枝微末節；好一點的政治人物，勉強提出未來方向，劃出一個美麗境地的願景，說到：「我們去那吧！」但對引擎問題，依舊視～而～不～見！

但這是國家機器的層面，公民社會呢？就如同他在書中介紹的，這社會上有那麼多的人，用營利或者非營利的方式在綻放光芒。在這個汽車拋錨的場景當中，這些人的角色在哪裡呢？

面對著 《BO》的提問，郝明義描繪出一個眾聲喧嘩的美麗場景。這場景不只貫串整場訪談，甚至具現了這個時代。

他說，現在就是車子（政府）拋錨了，有些人在前面拉縴，有些人在後面推車，要讓車子動起來。也有些人清楚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於是乾脆跳下了車，用自己的雙腳前進，甚至各憑本事，溜起滑板或騎上腳踏車。

時代不一樣了！過去我們依賴一個強人擔任司機的角色，開著車帶領大家往前走；但在新時代裡，唯有公民自己知道下一步該往哪裡去，才有機會到達美麗境地。

即使有些時候還是會依賴政府，但是郝明義強調：我們這些國家的主人，是不是該好好鞭策這些司機，善盡他們的責任。不可以四年一度選了個司機，就以為自己可以翹著二郎腿、相信司機是萬能的。「經過陳水扁和馬英九兩任總統，我們應該明白這是行不通的。所以，任何司機要吹噓自己的駕駛技術之前，得要先跟人民說清楚，引擎壞了怎麼辦！」
用什麼撐起一場眾聲喧嘩？

但是，要將真正的國家主導權拿回手中，並不是口中說說、不時批評就行，而是要將過去一股腦將國家政策、方向交給總統、交給議員、立委等民意代表的做法適度拋棄，要能反求諸己，積極性地公民參與才稱得上「國家的主人」。

郝明義認為，只要關心國家未來發展，大家就必須要花更多心力在政治和公民行動當中，當然，這條路上難免有無力感，好像怎麼做都徒勞無功，各種運動傷害。但是，「期待投入就能立刻帶來改變，就像希望買彩券就能一夜致富，改變畢竟需要長期的累積和投入，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另一方面，如今公共參與的方式和過去不同。以前大家會覺得，從身為專業工作者，到投入公共參與，中間好像有個跑道轉換的過程，是退休前和退休後的事情。如今，公共參與的工具與過去大不同，現在這專業與公共參與兩者好像更能夠並行了。

好比他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當中，認識的許多年輕人，雖然正在創業的過程當中，非常忙碌，卻能夠同時兼顧社會參與、延展自己的觸角。不論是鑽研搜索引擎最佳化的林思吾、致力輸出遊戲品牌的雷亞團隊，還是從事群眾集資的林大涵，除了賺錢之外，都對社會有些無關賺錢的願景。

網路的發展，大幅降低人們取得資訊、串連社群、參與行動的成本。公共參與，越來越不受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午休的時候刷個手機，就能更新脈絡。透過網路，哪裡有什麼活動、行動，都能奔相走告。

這正呼應了前面提出的那個眾聲喧嘩的場景：正是因為網路的擴張，原本一個個渺小的個人，更有能力可以去認識世界、採取行動、呼朋引伴，打造自己的滑板、走自己的路。

帶領台灣往前的，終究是公民的認知和行動，於是我們每個人必須要回頭叩問自己：我們要往哪裡去呢？



年輕人醒了，台灣才會醒！

通往改變的道路從來不是坦途，公民自覺的過程中，一向存在干擾的雜音！四年一次的選舉是改變的起點，大多時候也是雜音特別喧嘩的所在。

每逢選舉季節來臨，缺乏規劃的建設案、加碼的津貼、任意減稅的承諾… 各種討好、收買的支票接踵而來，讓人誤以為，終於來個有想法、想做事的人，一年復一年，這些政策買混淆主人們的視聽。

惡化的勞動條件，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讓主人們在生存中掙扎。縱使網路讓參與成本降低，在這種狀況下，如何堅持扮演好主人的角色呢？

郝明義苦笑了一下，果斷地說這有兩點：

第一，得要體會到苦中作樂的趣味。他拿自己當例子，這段時間他不斷走訪各界人士，持續閱讀、思索，就好像在解一個謎。把這本書寫完，就是他拼出一張屬於自己的圖。在這個意義下，這些時間和精力的投入，就不只是付出，而是樂趣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樂趣，比方對護樹盟的 Angela 而言，能夠捍衛樹木和背後的價值，就是她的樂趣所在。就是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啟動點所在，專注在其中。


【BO 編按：台灣護樹團體聯盟】

再換一個角度來看，也可以從效益面來思考自己的投入有些什麼樣的產出，不論是追求自我成長，或者將各種人脈、資源，和自己原本的專業領域進行連結，這樣一來，對自己的生涯發展也有幫助。

像他自己，原本以為在出版業界內已經經營得很好了，沒有必要再跨出去。沒想到參與各種議題之後，不但拓展自己的眼界，也認識更多人。其中有些人還成為出版社的作者，等於對他的出版事業也有幫助。郝明義接著強調，不只對出版人而言是如此，只要跨出原本的專業領域，自然就會有各種跨領域的激盪。

畢竟，所謂的創意，就是把兩個本來不相干的東西湊在一起。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中遇到瓶頸時，不妨投入公共參與，在學著做主人的過程，自然會碰出許多跨領域的火花，帶來更多可能性。
那麼，這是個什麼樣的時代？

話題接下來來到世代差異的問題。郝明義曾經描述了兩個分裂的世代，更指出現在的體制都偏向既得利益者和老一代的人，相對的卻用高漲的房價和僵硬的法規，抹煞了年輕人的希望。那麼，這兩個世代的人們，各自應該用什麼樣的姿態，來面對這個時代呢？

郝明義認為，真正的改變大概不會來自老一代的人們。他們已經太過習慣這一切，把自己的優勢當成理所當然了。像韓國那種資深員工減薪好擴大青年就業的激烈方案，也許在事事追求第一的韓國行得通，但是台灣是個崇尚老二哲學的社會，畢竟傾向用溫和的方式來進行改革。

對於年輕人的可能性，郝明義則是表達了很深的期待。網路改變了娛樂、生活、學習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在於，行動載具和網路社群，改變了學習的方式。開源式、社群式的知識連結，打破過去一個人在台上講授，受限於一套教科書，要求學生熟讀強記的知識傳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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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明義認為過去的教育方式行之多年，用既定觀念、方法、習慣，訓練出一批批年輕人。我們現在回頭看，把這套方法稱作「填鴨式教育」，而這一套方式已經到了臨界點，因為它呼應的是過去的威權體制，你年輕人不需要有太多想法；某種程度甚至也配合了製造業經濟，強調 SOP 流程，只要聽話，沒養多餘的聲音，就能在生產線過程中降低不良率。

從政治型態、經濟模式到教育方式，過去這三者是一致的，都在要求按部就班、不能犯錯。

而這三位一體的生產線，都到了臨界點，不得不變。網路出來之後，激發每個個人去無中生有、以小搏大，一個人的競爭力不在於跟別人一樣，而是要跟別人不一樣。對照到教育，人們開始透過社群、透過協作的方式來學習；在政治層面，就如同前面的那個場景，不再只是倚賴司機，而需要人們百花齊放的參與。

而現在的年輕人們，正面臨到這些瀕臨崩潰的舊典範朝新典範轉移的時刻。當然，每一代的年輕人都和自己的上一代不同。但過去只是軟體版本升級的差別，這次的轉換，則是要換掉作業系統。面臨這個巨大的變局，再加上中國因素、世界局勢的轉變，整個引擎更是無法運作。對照前陣子沸沸湯湯的反課綱抗爭，有一個比較少人談論的面向就是，這反映了年輕人對這整套教育方式的杯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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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整個社會，只有年輕人的覺醒還不夠，郝明義也向年輕人的父母們喊話。他可以理解父母們的無能為力，畢竟他們都是在過去那輛破車裡，蹭蹭挨挨、走走停停地來到今天。沒有嘗過自由的滋味，也沒看過網路帶來的可能性，就算想要給孩子們更好的，也缺乏真正的體會和可遵循的典範。但事到如今，父母們必須認清這一套「標準流程」已經走不下去，要重新想想，試著去理解孩子們的處境和觀點。
擁抱社群之前，別遺忘獨處的能耐

網路似乎構築了一個打破權威、翻轉舊規則的美麗新世界，但這是否意味著網路萬能，只要跳入社群之海，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郝明義並不這麼認為，尤其作為出版人，他這十幾年來不斷思索網路和書籍之間的關係。對這個問題，他從人與知識之間關係的角度，給出了饒富詩意的見解。

郝明義先回顧了自己對網路和書籍的思索。他坦承這是個動態的過程，就在三年以前，他還認為紙本書的未來在於工藝化、菁英化的藝術書。好比國家圖書館復刻了一套蘇東坡的書，九百年前的書，一套要二十萬。他那時候就跟出版社的同仁說：我們將來出一套書，都要想想這套書擺到九百年後，人家還有沒有復刻的價值。

但後來郝明義顛覆了自己的答案，採取另一個截然相反、不限於菁英的路徑，理解紙本書存在的意義。

用一句話來說就是：網路是屬於白天的閱讀，紙本書是屬於夜晚的閱讀。

要理解這句話，郝明義建議我們回到那個眾聲喧嘩的場景當中。他指出，支撐那個場面的，恰好是一個個獨立的個人，用他們的雙腳行走、用雙手打造各種可能性。固然網路讓我們能夠加速串連、呼朋引伴、群策群力，但每個人終究要搞清楚自己是誰？要往哪裡去？沒有同儕、社群，你是不是還能保有學習的方法和動機？沒有網路、協作，你自己一個人可不可以前進？

不論是學著面對甚至享受孤獨，或者釐清自己的價值信仰，這種能力是需要練習的。如果網路給我們的啟示是去中心、去權威、社群協作的合作方式。那麼還有另一條路，是每個人終究要自己走的：就是在沒有這些社群協作、人脈資源的環境下，你要怎麼樣堅定自己的價值信仰，盡自己的一份力來幫忙。

白天那眾聲喧嘩的場面，就好比紙本書以外的閱讀經驗。不論是數位閱讀，甚至旅行、跟人互動、生命經驗，都是動態、開放、多工、多媒體、不斷向外連結。相對於此，紙本書的閱讀經驗，則回歸到夜晚的情境當中，是靜態、線性、封閉、專注的。

不論再怎麼強調網路帶來的連結效應，郝明義認為，即使努力延長白天眾聲喧嘩的場面，但人終究要回到黑夜，回到和自己獨處的情境當中，學著面對孤獨、面對自己。

意識到黑夜的價值之後，郝明義回頭再看紙本書，心裡就多了分踏實。紙本書市場的縮小，只是反映了人類文明中白天比例的提高，但黑夜存在的意義，仍然是不會動搖的。

在這裡，郝明義也再次提醒年輕世代的人們：在探索這個世界的時候，除了像網路這種白天、動態的方式之外，在黑夜的情境當中，也要有辦法走自己的路。畢竟要由一個個信念堅定、傲然獨立的個體，才撐得起網路帶給我們的那個百花齊放、眾聲喧嘩的場面。
做個努力活得清醒的人

在文章開頭，我說「這是關於一個人，如何在持續追尋的過程中，不斷努力要活得清醒的故事」。從三十幾年前悍然割捨了家鄉生涯的年輕魯蛇，到今天侃侃而談時代趨勢的出版業大老，貫串其中的，正是他努力活得清醒的姿態。

就如同他描述自己在寫作、參與的過程當中，非常享受整個解謎的過程。我們看到一個既不安於現狀，也不容許自己耽於安逸的人物，不斷試著在變動、紛雜的世界中，耙梳出一點頭緒。除了處理眼前的日常生活，更要求自己把視野拉到更高的地方，看清楚這世界正在發生什麼事，並且，樂在其中。

也許再過幾年，他對紙本書的意義又會有更深的認知，對世界趨勢又會有新的體會，對於種種問題的癥結所在又會有不同的見解。倘使如此，我一點也不會感到意外。這絕對不是什麼淺識輕斷。面對這個巨變的年代，在已知和未知之間奮力掙扎、不斷顛覆自我，這是一個努力活得清醒的人，最尊嚴的姿態了。

而台灣的主人們，準備好要做個活得清醒的人了嗎？

本文刊載於報橘

【重點閱讀】先別忙著叫政府拚經濟，學著向哥斯大黎加看齊吧

在馬英九還沒有用逆風高灰來刷新自己的恥力上限之前，人們朗朗上口的，是他在第一次競選總統時，提出的六三三「口號」(許願不算政見)。說要讓經濟成長率達到6%以上、失業率降到3%以下，年所得提高到三萬美金。

後來我們當然知道這口號都變成笑話，成了馬英九施政無力的佐證，遭到鄉民各種惡搞。惡搞歸惡搞，這個目標本身仍然是很值得拿出來探討的。當然，不是在「為什麼這些目標沒有達成？」的層次上，而是在「為什麼這些目標能說服人們？」的層次上。

每個人回到自己微觀的生活場景當中時，很容易有個簡單的直覺判斷：那就是收入越多越好、找得到工作比找不到工作更好。順著這個直覺往上推，更多人在工作並且獲得更多的收入，當然就是經濟越成長越好。六三三的牛皮，完全就是順應著這個簡單的直覺判斷，再加上國民黨長年殖民統治的洗腦成果，才讓人們願意買馬英九的單。

延伸閱讀：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根本糞作


今天我沒有要談「國民黨最會拚經濟」這個迷思，是怎麼樣形成，又該怎麼樣破除。上網Google一下，很多人在談這個話題。我想談更深一層，是人們對經濟成長的盲信。這個盲信沒有破除，我們將來一樣會因為錯誤的理由而誤上賊船，也會因為錯誤的理由而錯斬忠良。

　　
為什麼GDP那麼夯？


對於社會的現代化程度，有一種定義方式是：「社會成員之間，透過數據來進行評估、協作的能力」。這話聽了有點繞脖子，講白了就是一個社會當中各式各樣的行為，你能不能不是用「感覺」，而是用明確的數據標準，來進行評估。有個明確的標準之後，不同行為，又或者相同行為的不同做法之間，才有個比較、取捨的基礎，從而讓不斷的改進，以及遠距離、大規模的協作成為可能。

我知道有的人會說，數據不就是冷冰冰的嗎？這種只認數據的官僚嘴臉，不正是現代化帶來的弊病嗎？怎麼拿這來說嘴呢？我今天就破天荒來說說，透過數據建構的系統，到底有什麼決定性的優勢，讓它有資格自命為現代化的系統。

打個政治不正確的比方吧。今天有個地主，在不同的地方有三塊地，要租給佃農。那麼他怎麼樣評估佃農的表現呢？前現代的脈絡下，可能會受很多因素影響：這人跟我有沒有過節呀？這人講話討不討我歡心呀？這人長得好不好看呀？這裡頭種種因素，都環繞著地主這個決策者，作為一個運算核心，來做出種種判斷。

但如果我們把數據的觀念給導進這個場景，會發生什麼事情呢？先從產量開始吧，一畝地你給產多少稻米？光看數量不夠，還要看質量呀，再把不同等級的稻米給個權重。光會生產不行，你銷售行不行、搞不搞客戶關係呀？凡此種種，最後就會將「判斷佃農好壞」的決策，透過金錢的媒介，以市場交易的形式，將決策分散出去。正所謂不管是黑佃農、還是白佃農，只要會掙錢的，就是好佃農。

每個人在日常生活做個簡單決策，買不買這人的米，堆疊起來就是更靈活、更睿智的判斷。依據計算機原理，一旦運算能夠分散出去，整台計算機的運作效能，就會飛速提升。這是以數據為基礎建構的系統，之所以能夠自命為現代化系統的關鍵原因：它讓所有人都能參與計算，從而讓社會這台大型計算機的效能向上提升。

而GDP正是在這個脈絡下，搭著社會現代化的順風車，被奉為圭臬的。怎麼評估社會發展狀態呢？看財富。怎麼評估財富呢？看交易。怎麼評估交易呢？看多少人掏多少錢買了多少東西。於是這個1934年初試啼聲的指標，從此成為人類評估自身社會的標準，即使創始人當時已經強調，這玩意兒僅供參考，拿來評估人類幸福，並不靠譜呀。


那GDP怎麼又不靠譜了呢？


我知道你會想：照你那麼說，拿經濟成長來做現代化社會的評估指標，豈不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了嗎？那麼又怎麼說這是盲信呢？要搞清楚，我剛剛說的是以「數據」為基礎的社會協作系統，並不是以金錢為基礎的社會協作系統。

我的觀點是，為了維持大規模並列運算的效能，數據這條路我們是非走下去不可。問題是，對經濟成長的盲信，讓我們把數據等同於金錢，讓經濟成長綁架了我們看待社會、評估進步的眼光和標準。但是經濟成長沒辦法分辨交易行為和人類福祉之間的關係，賣地溝油掙的錢、賣軍火掙的錢，丟到GDP裡面，通通都對經濟成長「大有裨益」。但是地溝油吃進肚子裡、子彈打到身上，對人類福祉能有什麼貢獻嗎？

更何況如今的金錢，講好聽是自由交易的工具，實際上是被各國政府(講白了是美帝)和各國銀行家把持在手中，隨債而生、劫貧濟富的法幣。越追求經濟成長，受這套法幣制度的箝制就越深。但今天姑且不談這題，推薦大家讀讀這篇文章，去看看哈耶克的《貨幣的非國家化》，揣想一下老人家晚年的心願，是不是有可能在我們有生之年實現？

總而言之，因為金錢的盲目，以及法幣的易受操控，GDP以及經濟成長，與我們希望達到的「透過數據來評估進步、發展協作」這個目標，可說是越來越遠。就統計而言也是如此，在Michael Green的Ted talk當中，他點出經濟成長之於人類福祉，有非常清楚的邊際效益遞減。也就是說，在你很窮的時候，一點點錢就會大幅改善你的生活。隨著你越來越有錢，同樣那一點點錢，對你的生活就沒什麼幫助了。

再加上環境汙染、棲地破壞這種種伴隨著經濟成長而來的惡果，於是我們看到經濟學家寫出這樣的書：《誰說經濟一定要成長？》挑明了要顛覆人們對經濟成長的盲信。以後看政治人物拿經濟成長來作幌子，好像GDP就能解決一切的時候，我們心裡可要有數才行呀。


當數據不靠譜，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的數據


當人們遇到現代化的弊病時，很容易往回找過去的傳統，要用前現代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但我必須要說，這同樣是不靠譜的。失卻了數據的分散、協作效果，決策很容易往社交關係、家族系譜、利益交換的黑箱裡面走，從而讓權力越來越集中在某些節點上頭。而當決策和權力越來越集中，也就意味著整體社會的運算效能越來越差，終究不是人類的出路。

誕生在二十世紀的GDP指標，受限於當時的簡陋的紙筆訪調統計工具，只能針對最容易量化的金錢來進行統計。如今我們以網路和電腦為基礎，將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給數據化了，更發展出各種細膩的統計工具和可能。這也就是大數據的關鍵性角色：讓更豐富、更多樣的元素，有機會列入人類福祉的評估標準當中，用數據化的形式進入評估標準，幫助整個社會發展協作。

所以開始有各式各樣的指標，企圖替代GDP的金錢本位霸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社會進步指數(Social Progressive Index)。Michael Green在最新的Ted talk當中，提出一個巨大的挑戰：如何在將來的十五年之內，將全球平均的社會進步指數從目前的61，提升到目標的75。當中預期能透過經濟成長來獲得的社會進步，只有區區2分，

Green特別點出了一個社會進步(SPI)遠優於經濟發展(GDP)的國家：哥斯大黎加。並且指出，要達到社會進步的目標，關鍵在於我們如何向哥斯大黎加這樣的國家看齊，超越對GDP的盲信，將人類福祉擺在經濟成長之上。但是超越GDP，不代表我們要放棄數據作為基礎的社會協作系統。相對地，我們需要的是項目更細緻、生產更透明、取用更開放，納入社群參與的數據系統，來作為評估進步、發展協作的基礎。

面對著大數據、生產力4.0、第三次工業革命等等趨勢，我們無法期待政治人物們率先超克追求經濟成長的迷思。這是民主體制的原罪，也是政治人物在民主時代難以違逆的姿態：他們得要謙卑甚至反動地，跟在人民的身後，試探時代的水溫。真正的問題是：我們自己準備好了嗎？我們能夠超越對GDP的盲信，追求更細緻的社會進步嗎？我們懂得要向哥斯大黎加看齊，而不只是追求經濟成長嗎？

後記：其實原本只是在TED看到Green的新演講，想要譯介一下。不知不覺間，卻變成在談現代化和大數據的意義了。各種超展開。


本文刊登於想想論壇

擺攤兩三事

今天早上夢到自己又跑回去上班，醒來滿身大汗。決定寫一寫擺攤時的事情，像隻貓咪在打鬥後躲到旁邊舔毛那樣，各種紓壓。

【陌生人】 比較熟識的朋友都知道，我其實是個有社交恐懼症，在十六型人格測驗裡被歸類在INFJ的人。但大家剛開始都很難相信，好像打從認識我開始，就常常看到我在公開講話，毫不猶豫地跟陌生人搭話。但其實這跟那是兩回事，我很難說明。反正也不關別人的事，總之就是這樣。

【2015/10/3@公館誠品】

一起擺攤的大哥大姊吵起來，嚷著要我們評評理。原來是兩個人一起賣著大誌，要收攤了卻覺得拆不攏。

大姊說今天賣了51本，裏頭41本是大哥的。本錢2050算給他之後，利潤平分，一個人再拿1025，如此這般。大哥說這樣他的書都沒了，不然錢都歸大姊，他要書。

其實剛開始我對大哥是有點不耐煩的，有一次大哥趕著要我擺旁邊一點，別擋到他，再加上他態度有夠兇惡，各種新仇舊恨。所以多少變成在幫著大姊說服大哥。

但後來越講越清楚，才發現每個人有各自的糾結。大姊只算錢，大哥只看書。用各自的角度去算，好像都有道理、其實也沒有惡意，擺在一起就成了你死我活。

於是我請他們都退一步回來算，從「賣掉的書算誰的」開始算起，一人一半。再順著把書款給拆清，自然存書也拆清。大哥大姊看著我一步一步推，不時點點頭，最後終於拆清，皆大歡喜。

這樣做對我有什麼意義呢？我覺得很開心，而且好像超越了一點點過去的我自己。

後記： 聽說大姊後來跟 Graffiti Wang說，我應該是有上過卡內基的課(她有上過)，很懂得溝通、協調、解決問題。我實在是沒上過，這種能力也從來沒給我帶來什麼物質上的利益。

但想到大姊去上卡內基課程時的心情，想到人們如何熱切地迎合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又是如何冷峻地把人們拋擲到空中。苦寂滅道，不過如是。心中各種涅槃涅槃。


【2015/10/9@公館誠品】

今天擺攤沒什麼生意(肯定是被中華民國國慶帶賽)。但是一件好事，就值得了一天。

我擺了任拿箱，在裡面丟了些不再需要的玩具雜物。有個韓國女生眼尖，在裏面挖出幾隻轉蛋擺飾，愛不釋手。但是她不懂日文，要我寫下上頭日文字的中文解釋。

她一直問我多少錢，我說不用錢，東西遇到喜歡的人最要緊。願意的話，可以自由樂捐給協會。她想了一想，問我吃飯了沒，問答著就跑去買了個便當給我。

臨走前，她問我這樣做對我有什麼意義？（韓國人，中文用得不太客氣）我說我現在很開心，而且等一下還會吃飽了，這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