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橫三縱的自行車道，以及提高機車持有成本的政策，再次反映理想主義者從政治角度看待現實生活，往往太過直線而一廂情願。
用簡單的邏輯來看，自行車健康(其實不然)又環保，機車危險又寒酸，汽車耗能又霸道。提高汽、機車的使用成本，拿來貼補自行車，好像理所當然。
但這種只從政治分配看事情的角度，卻忽略了現狀存在的意義。汽、機車這些看似不盡理想的交通方案，滿足了商業都市中快速、點對點的個人化運輸需求。你很難期待一個人在拜訪、接送客戶，送遞物品時，捨棄這些選項。
另一方面，這種用政治力分配強行創造「理想」環境的作法，往往只着眼在現狀，因此也會是缺乏想像力的。而市場卻會用各種創新，繞過製造這些問題的情境，以人們始料未及的方式舒緩當初的問題。
比方說都市交通的需求，隨著物流快遞、網路頻寬、視訊會議、點對點載客，甚至自動駕駛技術的發展，人們越來越不需要聚在一起或者自己跑一趟，也能解決種種問題。
新加坡就曾經與MIT合作，模擬自動駕駛、配車機制能不能解決城市交通需求。結果顯示，只需要三分之一的車輛，就能確保人們在尖峰時間，至多只需要提前30分鐘預約，就能順利搭到車。
與這樣的新型態生活情境相比，政治思維拘泥在現有的物質條件，也不着眼在創造新的技術環境，只知道挖東牆補西牆，把已有的道路分來分去，自以為聰明進步。實際上壓縮了商業逐步發展的空間，根本就是進步的殺手。
延伸閱讀：對政治人物與國家機器，到底應該抱持什麼態度呢？
2016年3月28日 星期一
2016年3月24日 星期四
花蓮人懷念黃牛
請先閱讀：一票難求，花蓮人竟懷念黃牛
這正是價格訊號在網路時代全面透明、即時的進化。而回頭看看，黃牛就是沒有大數據雲端計算時代的人力浮動票價調節器呀，明明帥翻了，不知道在禁什麼。
台鐵要不就銳意革新，發展浮動票價調節系統；要不就老實讓黃牛進場，把台鐵自己掙不了的錢掙了。消費者要不就忍受供不應求、一票難求的現實；要不就找黃牛搶尖峰票(多掏錢)或者閃開尖峰時段(多花時間)。
天下事，沒有不用付出代價的。眼裡只看到金錢標定的票價，真實的價格還是會從別的地方浮出來。也許是買不到票、也許是車廂擁擠、也許是服務差勁。沒有又要便宜，又要稱心，又可以做皇帝的。
至於身分優先制，實際上就是創造一個花蓮縣民的身分租或者基於身分的票價補貼。到時候人們也是會把這個價格給反映到市場，拿市民身分來尋租變現(不說是剛需嗎呵呵)。到時候要再來養套殺嗎？真是白忙。
2016年3月23日 星期三
居住權落實的假象
「居住是基本人權」、「遏止炒房讓年輕人買得起房子」，這些在情感上很有力道的話語，實際上邏輯混雜不清、標準曖昧不明。
居住是基本人權落實到現實當中是什麼呢？保證每個人名下都有一間房子嗎？那是間什麼樣、在哪裡的房子呢？有大有小的話，怎麼決定誰住大的，誰住小的呢？生活機能有便利不便利的話，怎麼決定誰住哪裡呢？有人就喜歡離群索居，有人就愛熱鬧，當中的流動如何產生呢？不用市場機制，打算用什麼機制來進行種種資源的流動和分配呢？
延伸閱讀：別再聽信政府打房打房了
你說我沒有不要市場機制，只是要政府管制好遏止炒作。炒作的定義是什麼呢？短期買賣套利，短期的標準是什麼呢？反對投資客哄抬房價，哄抬的標準是什麼呢？房價太高，太高的標準是什麼呢？少數人擁有太多房產，太多的標準是什麼呢？抽稅加高交易成本，跟房價高低的關係又是什麼呢？房產流動性降低，跟年輕人買不買得起房又有什麼關係呢？
到頭來，只是被媒體和國家機器忽悠，覺得問題都出在萬惡的資本主義，最壞的就是那些有房子的人。然後一邊指責他們炒出泡沫，一邊忽視他們自負盈虧的現實。一邊抱怨房價太高，一邊任由政府課稅抬高交易和持有成本。講白了，就是覺得有房子的人活該被搶，肥不到我至少也別便宜到你。
而國家機器拿到居住正義、分配正義這些尚方寶劍，實際上在做什麼呢？在看不見的角落，隨便拿個奢侈稅22條，不必舉證就逕行裁罰，要人民自證無罪。行政訴訟又怎麼樣，法官全都是我的人。鬧到媒體又怎麼樣，大家都覺得有房子的人活該被搶。什麼節制國家權力？台灣人就是愛給威權大有為政府管啦！
結果那些錢被國家機器搶去做什麼呢？補貼不成材的國產汽車、養肥行政壟斷的國營企業、任由官員撥款補助自己的白手套基金會、任由政府砸錢去搞夢想家、蓋BRT，爽翻自己人。居住正義、分配正義全都只是國家機器的遮羞布，用來正當化自己洗劫民財的暴行。
而理想主義者們，樂呵呵地搖著旗子，以為夢想已經實現，自己締造了夢寐以求的改變。結果只是成了國家機器的馬前卒，不斷用權力和金錢餵養統治機器。
我難過。難過我曾經是這樣的理想主義者。難過你現在還是這樣的理想主義者。
居住是基本人權落實到現實當中是什麼呢？保證每個人名下都有一間房子嗎？那是間什麼樣、在哪裡的房子呢？有大有小的話，怎麼決定誰住大的，誰住小的呢？生活機能有便利不便利的話，怎麼決定誰住哪裡呢？有人就喜歡離群索居，有人就愛熱鬧，當中的流動如何產生呢？不用市場機制，打算用什麼機制來進行種種資源的流動和分配呢？
延伸閱讀：別再聽信政府打房打房了
你說我沒有不要市場機制，只是要政府管制好遏止炒作。炒作的定義是什麼呢？短期買賣套利，短期的標準是什麼呢？反對投資客哄抬房價，哄抬的標準是什麼呢？房價太高，太高的標準是什麼呢？少數人擁有太多房產，太多的標準是什麼呢？抽稅加高交易成本，跟房價高低的關係又是什麼呢？房產流動性降低，跟年輕人買不買得起房又有什麼關係呢？
到頭來，只是被媒體和國家機器忽悠，覺得問題都出在萬惡的資本主義，最壞的就是那些有房子的人。然後一邊指責他們炒出泡沫，一邊忽視他們自負盈虧的現實。一邊抱怨房價太高，一邊任由政府課稅抬高交易和持有成本。講白了，就是覺得有房子的人活該被搶，肥不到我至少也別便宜到你。
而國家機器拿到居住正義、分配正義這些尚方寶劍，實際上在做什麼呢？在看不見的角落，隨便拿個奢侈稅22條，不必舉證就逕行裁罰，要人民自證無罪。行政訴訟又怎麼樣，法官全都是我的人。鬧到媒體又怎麼樣，大家都覺得有房子的人活該被搶。什麼節制國家權力？台灣人就是愛給威權大有為政府管啦！
結果那些錢被國家機器搶去做什麼呢？補貼不成材的國產汽車、養肥行政壟斷的國營企業、任由官員撥款補助自己的白手套基金會、任由政府砸錢去搞夢想家、蓋BRT，爽翻自己人。居住正義、分配正義全都只是國家機器的遮羞布，用來正當化自己洗劫民財的暴行。
而理想主義者們，樂呵呵地搖著旗子，以為夢想已經實現，自己締造了夢寐以求的改變。結果只是成了國家機器的馬前卒，不斷用權力和金錢餵養統治機器。
我難過。難過我曾經是這樣的理想主義者。難過你現在還是這樣的理想主義者。
延伸閱讀：國家機器制衡的表象
2016年3月21日 星期一
台灣正式進入計畫經濟時代
公平交易法、國土計劃法。這樣一路看下來，台灣沒有市場經濟可言，正式進入計劃經濟時代。
菁英總是堅信自己認為的好，覺得不計代價成就那些好，是理所當然的事。人們看到真的有些東西做出來了，也就跟著覺得挺好。
但真正付出的成本，是那些從來沒有機會發生，於是你永遠也看不到的東西。巴斯夏百年之前的叮嚀，言猶在耳。
菁英總是堅信自己認為的好，覺得不計代價成就那些好，是理所當然的事。人們看到真的有些東西做出來了，也就跟著覺得挺好。
但真正付出的成本，是那些從來沒有機會發生，於是你永遠也看不到的東西。巴斯夏百年之前的叮嚀，言猶在耳。
2016年3月20日 星期日
宜蘭農用地未加稅
請先閱讀：〈北部〉宜蘭農地未農用「加稅」 民宿業者跳腳
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目標都是要解決「如何調動有限的多用途資源(比方土地)，來滿足人們的需求？」差別是前者靠社會上的消費者買單，來分散決策，並且用獲利/虧損來漸進調整投資者的行為；後者靠國家機器以武力為後盾的強制力，由政府官員集中決策，並且用課稅裁罰的方式調整資源配置。
官員丟一句「農地本來就該農用」，就打算正當化自己對投資人的種種懲罰性課徵，等於是否定投資人有權利面對市場需求，進行種種資源配置的調整決策。於是也抽空了市場經濟運作的實質內涵，大家只能在權力設定的框架下使用資源，並且不停用扣死當、互相剝削，作為競爭手段。
你說台灣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社會，造就了諸多苦果叫人民承擔。我倒覺得台灣根本就是威權主義計劃經濟，讓官商勾結有肥沃的土壤，上下盤剝人民。但人民還冀望著青天大老爺們幫他們擘畫一個烏托邦藍圖呢。真是可喜可賀可喜可賀。
延伸閱讀：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根本糞作
社會團體強制公開財報，到底傷害了誰？
真正會被影響到的，是那些規模有限、沒有專職會計來處理帳務的團體。要不就得要進一步堆高行政成本，要不就隨時等著政府上門，打著強制資訊公開的名義向你開罰。
但明明捐款人和團體之間，有他們相安無事、低成本的互信機制。你看不爽某些團體，要叫國家機器來弄它們，結果只是讓國家機器有理由弄最弱勢的人而已。
那些看起來很高大上的理由，遲早會用你想不到的方式，變成政府向人民裁罰的口實。不要不相信。
2016年3月17日 星期四
BRT結束營運，正好彰顯政府解決失業政策的愚蠢
請先閱讀：台中BET虧掉近半資本額，將結束營運
解決失業有什麼難的，僱人挖個大洞，把金子埋進去，再僱人把金子挖出來就好了。台灣哪是延續了中華文化的正統，而是傳承了凱因斯主義的香火呀！
而社會付出的成本，其實不是稅金，畢竟那只是交易媒介而已。真正的成本，是這些資源、人力、知識，原本能完成，卻因為政府浪擲，而沒能完成的事情。
但你有注意到嗎？政府談經濟，都愛談所得和就業，好像只要用權力弄一堆專案建設，大家忙東忙西、把錢挪來挪去，就叫做經濟欣欣向榮了。
根本胡鬧。
解決失業有什麼難的，僱人挖個大洞，把金子埋進去，再僱人把金子挖出來就好了。台灣哪是延續了中華文化的正統，而是傳承了凱因斯主義的香火呀！
而社會付出的成本，其實不是稅金，畢竟那只是交易媒介而已。真正的成本，是這些資源、人力、知識，原本能完成，卻因為政府浪擲，而沒能完成的事情。
但你有注意到嗎？政府談經濟，都愛談所得和就業，好像只要用權力弄一堆專案建設，大家忙東忙西、把錢挪來挪去，就叫做經濟欣欣向榮了。
根本胡鬧。
延伸閱讀：追求充分就業根本大錯特錯
2016年3月16日 星期三
親民黨立委提案，提供吸食器就構成犯罪
曾經有人跟我說，毒跟賭都是害人的東西，沒有權利可言。國家機器最喜歡人們用這種方法想事情，毒和賭沒有權利可言，性交易、自殺、同性婚姻、反政府言論、買賣房地最好也沒有。反正「民主時代」嘛，國家機器多麼謙卑呀，人民說了算，反正你們要我禁越多東西，我就有越大的權力可以去弄你們。
以你們口中所謂正義之名。
2016年3月15日 星期二
【重點閱讀】基本工資限制的其實不只是買方，也是賣方
今天瞄到一篇文章，開頭是這樣的場景：店門口貼著月薪18000的徵人公告，先來了一個年輕人應徵。眼看就要成交，後頭跟著一大媽，說我領17000就好。店長還來不及回話，又來個外籍朋友，說我沒身分證，給我16000就好。
文章裡描寫這個場景，是要質疑自由貿易，主張基本工資和公平貿易。但其實這個場景，正好展現了基本工資的問題所在，端視你用什麼眼光來看。
有句話是這麼說的：賣家只跟賣家競爭，買家只跟買家競爭，買家和賣家之間，其實不是競爭。在這個場景裡，提供勞動力的三位賣家，正表演了競爭的真實樣貌。競爭不是店長和應徵者之間的討價還價，而是不同應徵者之間，用不同價格在兜售自己不同品質的勞動力。
在這裡我們站在店長的角度來想一下，他是不是一定會用那位「賤賣」自己勞動力，充滿「奴性」的外籍朋友呢？其實未必，他也許需要一個在地語言流利的人，也不想承擔非法雇用的風險。也許盤算來盤算去，他會覺得17000的大媽最耐操划算。
這個盤算的過程當中，我們會看到，其實勞動力本身就不是均質的。我們以為一個正職工作崗位打死18000就不動了，但實際的工作場景當中，一切都得要在預期和評估當中，不斷權衡。
延伸閱讀：追求充分就業根本大錯特錯
比方說現在又來一個老手店員，開價19000，比大媽貴了兩千。但如果多花兩千塊可以省掉更多麻煩，店長也許會想要用這兩千塊換來更多時間來發展菜色、經營臉書，好最大化他的獲利。雖然「可以換到更多時間」和「換來的時間比兩千塊更有價值」也都只是他的揣測。
角度回到應徵者們，你會發現應徵者們也在根據自己的條件和狀態，調整自己的身價。外籍朋友就是知道自己沒有身分證可能會惹麻煩，所以要壓低價錢。如果來了個身障的朋友，他可能覺得自己貢獻有限，但還是希望能有份工作，開出更低的15000。搞不好店長盤算一下，想說他雖然不幹練，但認真肯做，每個月省下來的四千元也許還可以雇個兼職臉書小編，就給這位身障朋友一個機會吧。
這個時候，開場那個年輕人可不樂意了。還好他很懂法律，他就告訴店長，我們國家是有法定基本工資的唷，每個月最低18000，你這樣是非法雇用喔。大媽和外籍朋友一聽，趕緊就跑了。身障朋友徘徊不去，老手店員一把把他拉走，說要介紹他到其他地方去。於是，這位年輕人順利地用有尊嚴的薪資，得到了這份工作。
我沒打算要談18000算不算有尊嚴，畢竟這是個虛擬的故事。我想要說的是，在勞動力非常多樣、工作現場又充滿各種權衡的現實當中，基本工資限制的其實不只是買方，也是賣方。基本工資逼使所有人必須在這個價格以上，來跟其他人競爭。而同樣是18000，大媽、外籍朋友和身障朋友，受限於自己的條件，往往無法競爭得過年輕人。就像如果規定基本工資要19000，年輕人也無法用削價一千的方式來和老手競爭。
買方受到的限制則是，他不能用15000請身障朋友+4000請臉書小編的方式，來盤算他的投資組合。他只能在年輕人和老手店員之間做選擇，從而讓他經營的靈活性打了折扣。如果規定到22000的話，他也許寧可先請兼職的臉書小編，暫時打消增聘的念頭了。
你會說這都是資本家的危言聳聽，不就是為了要剝削我們。但進到真實的競爭場景中，你會發現不論買方、賣方，大家都在權衡，而且都可能誤判。老手店員可能很懶散呀，大媽可能非常俐落呀，沒進到工作現場，這些都無從得知，也無從校正起。
面對這樣複雜多樣的勞動現場，基本工資除了懲罰弱勢賣方，逼迫他們得要以自己無法負擔的高價和其他人競爭之外，其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畢竟，這世界的工作不是上帝規劃好，讓每個人一個蘿蔔一個坑，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工作。一個個工作崗位，都是在投資、競爭、權衡當中，買賣雙方都覺得自己有利，才創造出來的。賣方限價，首先排擠掉的肯定是最邊緣、最弱勢的賣方。
延伸閱讀：我看賈克大地的《節日》──關於前現代、現代，和人類文明的將來
你會說，不去優化管理、研發技術好追求利潤，只知道從人事費下手算什麼英雄好漢？沒辦法創造出夠高價值的工作崗位，付不起基本工資，就趕緊回家洗洗睡啦。你顯然不知道，很多連鎖企業正是靠抬高基本工資，來抬高競爭者的成本，把他們趕出市場的。而且我知道的經營者，都不會只從人事費下手，畢竟省下來一分一毛都是自己的錢。
話說回來，店長在另一頭終究也是賣方，如果他自己漲價，消費者很快就跑光。如果類似的店家一起漲價，聯合壟斷定價的官司又等在那裏(這又是另一個迷思了)。看樣子，只有要求消費者忠誠了。只要消費者多付錢，薪資自然能提高，貿易自然就公平了。呵呵。
補充：
有人提醒，現實中更多是超時加班者勝出。的確，但在說的其實是同一件事。就是現實中的價格和工作內容，都是在多種因素中不停流動的。不准外籍朋友在金錢對價上競爭，他只有在提供的服務內容上來加碼。
而這又會衝到另一條線，就是最高工時。為了專注在基本工資，我先沒談服務內容上的競爭。
但理解競爭的本質，就明白最高工時和基本工資為何在現實中無法落實。那等於是理想主義者劃定一個規範，說我們大家有點底線，在這個範圍內競爭。而人們為了求生存，才不跟你那個，能加碼就加碼。
想要確保人的基本生活條件，從加強管制、限制競爭的方向走是沒有意義的。用人工智慧等科技創新，鬆開財富創造與人力勞動之間的鎖鏈；用無條件基本收入確保市場經濟下的選擇自由，才是解決之道。但當然，我們永遠得要遇到這個問題：誰來買單呢？
再補充：
有朋友希望我解釋一下最後兩段。正因為連鎖企業用管理優化、規模經濟和設備自動化，降低了店均的管理、運銷成本，才能讓消費者降低取得成本(台北市走兩條巷子就有一家)、不時享有浮動優惠(比方第二件六折)、店員薪資基本合法。
在這種狀況下，政府從就業條件管制的角度來介入，真正會被威脅到的，其實不是連鎖企業，而是零星的自營商店，他們甚至沒有勞動條件可言。當然你可以說，我們堅持落實法規，先打老虎再打蒼蠅。但現實當中，你覺得國家機器拿到那些權力，是用來打老虎呢？還是用來打蒼蠅？
回過頭來，企業做為商品交易的賣方，他也是要跟其他賣方競爭的。就算因為服務或商品創新，短暫擁有超額利潤，其他賣方也會馬上跟進。為什麼大家要這樣刀口舔血，不斷在管理、創新上奪路狂奔？因為消費者就是不斷想要更好、更多、更方便、更便宜的服務呀。
你說消費者願意多付不代表老闆願意提高薪資，反過來也是一樣，消費者不願意多付誰來提高薪資給員工？所以我們會看到「品牌價值」、「公平貿易」等等說法，本質上就是在說服消費者多付點錢，只不過一個用的理由是「我這包包高端、大氣、上檯面」，一個用的理由是「我還要給我家裡人加薪呢，別那麼小氣了」。
消費者會買帳嗎？可能會，可能不會，反正市場決定。但用公平貿易的理由來支持政府用基本工資管制來介入，其實就是拉政府做打手，說我們大家設個底線再來競爭，要貴大家一起貴。最後既剝奪了弱勢消費者選擇貪便宜的權利，也剝奪弱勢就業者就業的可能。
文章裡描寫這個場景，是要質疑自由貿易，主張基本工資和公平貿易。但其實這個場景，正好展現了基本工資的問題所在，端視你用什麼眼光來看。
有句話是這麼說的：賣家只跟賣家競爭，買家只跟買家競爭，買家和賣家之間，其實不是競爭。在這個場景裡，提供勞動力的三位賣家，正表演了競爭的真實樣貌。競爭不是店長和應徵者之間的討價還價，而是不同應徵者之間，用不同價格在兜售自己不同品質的勞動力。
在這裡我們站在店長的角度來想一下，他是不是一定會用那位「賤賣」自己勞動力，充滿「奴性」的外籍朋友呢？其實未必，他也許需要一個在地語言流利的人，也不想承擔非法雇用的風險。也許盤算來盤算去，他會覺得17000的大媽最耐操划算。
這個盤算的過程當中，我們會看到，其實勞動力本身就不是均質的。我們以為一個正職工作崗位打死18000就不動了，但實際的工作場景當中，一切都得要在預期和評估當中，不斷權衡。
延伸閱讀：追求充分就業根本大錯特錯
比方說現在又來一個老手店員，開價19000，比大媽貴了兩千。但如果多花兩千塊可以省掉更多麻煩，店長也許會想要用這兩千塊換來更多時間來發展菜色、經營臉書，好最大化他的獲利。雖然「可以換到更多時間」和「換來的時間比兩千塊更有價值」也都只是他的揣測。
角度回到應徵者們，你會發現應徵者們也在根據自己的條件和狀態，調整自己的身價。外籍朋友就是知道自己沒有身分證可能會惹麻煩，所以要壓低價錢。如果來了個身障的朋友，他可能覺得自己貢獻有限，但還是希望能有份工作，開出更低的15000。搞不好店長盤算一下，想說他雖然不幹練，但認真肯做，每個月省下來的四千元也許還可以雇個兼職臉書小編，就給這位身障朋友一個機會吧。
這個時候，開場那個年輕人可不樂意了。還好他很懂法律，他就告訴店長，我們國家是有法定基本工資的唷，每個月最低18000，你這樣是非法雇用喔。大媽和外籍朋友一聽，趕緊就跑了。身障朋友徘徊不去，老手店員一把把他拉走，說要介紹他到其他地方去。於是，這位年輕人順利地用有尊嚴的薪資，得到了這份工作。
我沒打算要談18000算不算有尊嚴，畢竟這是個虛擬的故事。我想要說的是，在勞動力非常多樣、工作現場又充滿各種權衡的現實當中，基本工資限制的其實不只是買方，也是賣方。基本工資逼使所有人必須在這個價格以上，來跟其他人競爭。而同樣是18000，大媽、外籍朋友和身障朋友，受限於自己的條件，往往無法競爭得過年輕人。就像如果規定基本工資要19000，年輕人也無法用削價一千的方式來和老手競爭。
買方受到的限制則是，他不能用15000請身障朋友+4000請臉書小編的方式，來盤算他的投資組合。他只能在年輕人和老手店員之間做選擇，從而讓他經營的靈活性打了折扣。如果規定到22000的話，他也許寧可先請兼職的臉書小編，暫時打消增聘的念頭了。
你會說這都是資本家的危言聳聽，不就是為了要剝削我們。但進到真實的競爭場景中，你會發現不論買方、賣方，大家都在權衡，而且都可能誤判。老手店員可能很懶散呀，大媽可能非常俐落呀，沒進到工作現場，這些都無從得知，也無從校正起。
面對這樣複雜多樣的勞動現場，基本工資除了懲罰弱勢賣方，逼迫他們得要以自己無法負擔的高價和其他人競爭之外，其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畢竟，這世界的工作不是上帝規劃好，讓每個人一個蘿蔔一個坑，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工作。一個個工作崗位，都是在投資、競爭、權衡當中，買賣雙方都覺得自己有利，才創造出來的。賣方限價，首先排擠掉的肯定是最邊緣、最弱勢的賣方。
延伸閱讀：我看賈克大地的《節日》──關於前現代、現代，和人類文明的將來
你會說，不去優化管理、研發技術好追求利潤，只知道從人事費下手算什麼英雄好漢？沒辦法創造出夠高價值的工作崗位，付不起基本工資，就趕緊回家洗洗睡啦。你顯然不知道，很多連鎖企業正是靠抬高基本工資，來抬高競爭者的成本，把他們趕出市場的。而且我知道的經營者，都不會只從人事費下手，畢竟省下來一分一毛都是自己的錢。
話說回來，店長在另一頭終究也是賣方，如果他自己漲價，消費者很快就跑光。如果類似的店家一起漲價，聯合壟斷定價的官司又等在那裏(這又是另一個迷思了)。看樣子，只有要求消費者忠誠了。只要消費者多付錢，薪資自然能提高，貿易自然就公平了。呵呵。
補充：
有人提醒，現實中更多是超時加班者勝出。的確，但在說的其實是同一件事。就是現實中的價格和工作內容，都是在多種因素中不停流動的。不准外籍朋友在金錢對價上競爭，他只有在提供的服務內容上來加碼。
而這又會衝到另一條線，就是最高工時。為了專注在基本工資，我先沒談服務內容上的競爭。
但理解競爭的本質，就明白最高工時和基本工資為何在現實中無法落實。那等於是理想主義者劃定一個規範，說我們大家有點底線，在這個範圍內競爭。而人們為了求生存，才不跟你那個，能加碼就加碼。
想要確保人的基本生活條件，從加強管制、限制競爭的方向走是沒有意義的。用人工智慧等科技創新，鬆開財富創造與人力勞動之間的鎖鏈；用無條件基本收入確保市場經濟下的選擇自由，才是解決之道。但當然，我們永遠得要遇到這個問題：誰來買單呢？
再補充：
有朋友希望我解釋一下最後兩段。正因為連鎖企業用管理優化、規模經濟和設備自動化，降低了店均的管理、運銷成本，才能讓消費者降低取得成本(台北市走兩條巷子就有一家)、不時享有浮動優惠(比方第二件六折)、店員薪資基本合法。
在這種狀況下，政府從就業條件管制的角度來介入，真正會被威脅到的，其實不是連鎖企業，而是零星的自營商店，他們甚至沒有勞動條件可言。當然你可以說，我們堅持落實法規，先打老虎再打蒼蠅。但現實當中，你覺得國家機器拿到那些權力，是用來打老虎呢？還是用來打蒼蠅？
延伸閱讀：國家機器制衡的表象
回過頭來，企業做為商品交易的賣方，他也是要跟其他賣方競爭的。就算因為服務或商品創新，短暫擁有超額利潤，其他賣方也會馬上跟進。為什麼大家要這樣刀口舔血，不斷在管理、創新上奪路狂奔？因為消費者就是不斷想要更好、更多、更方便、更便宜的服務呀。
你說消費者願意多付不代表老闆願意提高薪資，反過來也是一樣，消費者不願意多付誰來提高薪資給員工？所以我們會看到「品牌價值」、「公平貿易」等等說法，本質上就是在說服消費者多付點錢，只不過一個用的理由是「我這包包高端、大氣、上檯面」，一個用的理由是「我還要給我家裡人加薪呢，別那麼小氣了」。
消費者會買帳嗎？可能會，可能不會，反正市場決定。但用公平貿易的理由來支持政府用基本工資管制來介入，其實就是拉政府做打手，說我們大家設個底線再來競爭，要貴大家一起貴。最後既剝奪了弱勢消費者選擇貪便宜的權利，也剝奪弱勢就業者就業的可能。
2016年3月13日 星期日
【重點閱讀】別再聽信政府打房打房了
請先閱讀：想和朋友一起住到老嗎？ 瑞士合租公寓已經進化到連「小貝比」都可以共享了
這篇文章裏頭歌頌瑞士政府課稅、限價，反對房產市場自由化。值得關注的是，縱使諸般管制課徵，結果房價並沒有降到大家都付得起。這是當然的，大家都付得起的房價，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因為房子不只是遮風避雨的房子，還是包括區位、交通便利、生活機能等等的一整套產品。大家都付得起的房價，意味著每個人想住什麼地方都可以。但現實生活中就是有稀缺、有稀缺就有競爭。你想住，我也想住，咱倆就得拚個先後。
就算把房價通通定死成一坪一塊錢，甚至改用配給的不准買賣，一樣的問題還是會跑出來。只不過原本用金錢來表現的價格，轉而變成透過人脈關係(你跟我都想住同一個地方，那就看誰跟政委關係好)來表現，或者拳頭大的是哥哥。這樣比較文明嗎？我不認為。
順著這個邏輯，其實也沒有大家付不起的房價，只有「我付不起的房價」。而會付不起，追根究柢就是三個原因：要的太多了、有的太少了、沒搞清楚狀況。前兩者說到頭來就是權衡與交換，要不降低自己的期望，要不多跟人交換累積資本，第三個比較難理解。
延伸閱讀：停止消費救經濟的古怪循環：完成物質文明的轉型，人類才有未來
現在的房價看起來高得嚇人，成交總價動輒八百上千。但你如果攤開來看，銀行貸款可能就佔了九成到九成五。這一點即使在金管會規定房貸上限成數之後依然如此，因為有人願意、可以付貸款，銀行怎麼會不想方設法貸款給他呢？只是用什麼名目的問題而已。
而實際的貸款繳納，也許繳了兩年，也還不到本金的一成。這聽起來好像很絕望，其實在高度變動的都市生活而言，在一個地方住個兩年就得要搬走，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這樣算下來，兩年付的錢，其實還不到總價的兩成。就算賠售，也再貼個一成就好。會覺得房價高到嚇人，其實是用信用經濟以前那種買東西就要全額支付的心理，在評估自己的經濟狀態能不能買房。
當然，對於銀行透過貸款創造貨幣，或者國家舉債印鈔創造貨幣的做法，我是有疑慮的。但現在的信用經濟運作模式，說到頭來也是大家共業共擔，差別是有沒有搞清楚現在的錢是怎麼運作的而已。搞不清楚，就會用舊模式覺得房價是天價。搞清楚，就會知道東挪西湊其實小康家庭也未必買不了房。
延伸閱讀：別再相信短視的政策紅利了，這會帶來更大的悲劇
既然不可能有大家都買得起的房價，也沒有大家都買不起的房價，那麼政府種種打房的措施是怎麼回事？不是說好要打房打到住者有其屋嗎？事實上，這根本是做不到的事情。政府把注意力導向所謂炒房投資客，好像房價高漲是這些人害的，只是要正當化自己在房市買賣中加課雜稅的企圖而已。
只要有稀缺，就一定有競爭，只要有競爭，就一定有人買不起自己想買的房子。政府徵稅等等，對於解決稀缺其實沒有任何幫助。因為就算明天發布新新台幣，一元兌二元新台幣，房價整體降個五成，出得起錢的還是原本那些出得起的。
政府徵走那些稅，拿去蓋新房子的話，對於紓解稀缺的確會有幫助。但這裡還是會有政府行政效率和權力尋租的問題。如何選擇區位、回應需求，政府在資訊上就與直接面對市場的建商隔了一層。就算政府發包給建商，裏頭有多少圖利空間，到時候為這些利益買單的是誰，我們在雙子星等等案子裡也看得很清楚。
而市場的逐利動機，卻會讓建商蓋用最能夠回應需求的方式、蓋在最能夠回應需求的地方。從最搶手的地方開始紓解稀缺，讓後面的區段稀缺逐漸減少，價格相對下滑(其實意味著前面的人的需要已經被滿足了)。如果建商判斷錯誤，到時候滯銷、賠售，也是各人造業各人擔。政府就不同了，官員尋租、人民承擔。
而且政府選擇區位，充滿政治考量。要嘛蓋在最多買不起房子的人，也就是房價最低的地方，要嘛用市場無法理解的低價，蓋在最稀缺的地方。說好聽是照顧弱勢，但以前者的狀況而言，人家如果有選擇，寧可住在稍高價位的地方。這些稀缺的紓解，反而不會層層下推地擴及各個區位，只是在最不稀缺的地方紓解稀缺而已。
後者的狀況而言，現在台北市府要在文山區蓋公宅，恰好反映這當中的兩難。這裡非常稀缺，但政府要用不符行情的價格出售或者出租這些房屋，其實只會有一種下場，那就是你不掙的錢，有人會替你掙了。
高度稀缺碰上破盤低價，結果就是大量需求。大量需求就有競爭，不管你用抽籤、身分審核，人們總會找出辦法取得這些資格，一翻手把真實的價格反映到市場上。就算你禁賣、禁轉租也沒用，充其量把那些原本用金錢表現的價格，逼迫成用社會資本、政治資本來表現而已。稀缺依舊存在，只是政府多了許多裁罰尋租的空間而已。
延伸閱讀：國家機器制衡的表象
話說回來，這意味著那些擔心政府蓋公宅會拉低行情的天龍人，其實也犯糊塗。他們以為行情變低，是因為有低於行情的公宅在出售、出租，有不配住文山區的人跑來住文山區。其實住不起文山區的人，到頭來還是住不起。而真正造成行情下滑的，其實是因為稀缺被滿足了。不論政府蓋的公宅，還是建商蓋的豪宅，其實並沒有分別。
準確來說，豪宅滿足稀缺的效應會從頂端一路往下蔓延，公宅滿足稀缺的效應反而不會往上影響到頂端的豪宅。真要說哪個對行情的衝擊比較全面，頂端豪宅的影響力，還比半調子的公宅更無遠弗屆呢。
別再聽信政府打房打房了，不追究法幣制度、通貨膨脹，那些稅賦都只是政府用來刷存在感、強徵民財、權力尋租的伎倆而已
延伸閱讀：打倒學術期刊付費高牆？
這篇文章裏頭歌頌瑞士政府課稅、限價，反對房產市場自由化。值得關注的是，縱使諸般管制課徵，結果房價並沒有降到大家都付得起。這是當然的，大家都付得起的房價，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因為房子不只是遮風避雨的房子，還是包括區位、交通便利、生活機能等等的一整套產品。大家都付得起的房價，意味著每個人想住什麼地方都可以。但現實生活中就是有稀缺、有稀缺就有競爭。你想住，我也想住，咱倆就得拚個先後。
就算把房價通通定死成一坪一塊錢，甚至改用配給的不准買賣，一樣的問題還是會跑出來。只不過原本用金錢來表現的價格，轉而變成透過人脈關係(你跟我都想住同一個地方，那就看誰跟政委關係好)來表現，或者拳頭大的是哥哥。這樣比較文明嗎？我不認為。
順著這個邏輯，其實也沒有大家付不起的房價，只有「我付不起的房價」。而會付不起，追根究柢就是三個原因：要的太多了、有的太少了、沒搞清楚狀況。前兩者說到頭來就是權衡與交換，要不降低自己的期望，要不多跟人交換累積資本，第三個比較難理解。
延伸閱讀：停止消費救經濟的古怪循環：完成物質文明的轉型，人類才有未來
現在的房價看起來高得嚇人，成交總價動輒八百上千。但你如果攤開來看，銀行貸款可能就佔了九成到九成五。這一點即使在金管會規定房貸上限成數之後依然如此，因為有人願意、可以付貸款，銀行怎麼會不想方設法貸款給他呢？只是用什麼名目的問題而已。
而實際的貸款繳納，也許繳了兩年，也還不到本金的一成。這聽起來好像很絕望，其實在高度變動的都市生活而言，在一個地方住個兩年就得要搬走，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這樣算下來，兩年付的錢，其實還不到總價的兩成。就算賠售，也再貼個一成就好。會覺得房價高到嚇人，其實是用信用經濟以前那種買東西就要全額支付的心理，在評估自己的經濟狀態能不能買房。
當然，對於銀行透過貸款創造貨幣，或者國家舉債印鈔創造貨幣的做法，我是有疑慮的。但現在的信用經濟運作模式，說到頭來也是大家共業共擔，差別是有沒有搞清楚現在的錢是怎麼運作的而已。搞不清楚，就會用舊模式覺得房價是天價。搞清楚，就會知道東挪西湊其實小康家庭也未必買不了房。
延伸閱讀：別再相信短視的政策紅利了，這會帶來更大的悲劇
既然不可能有大家都買得起的房價，也沒有大家都買不起的房價，那麼政府種種打房的措施是怎麼回事？不是說好要打房打到住者有其屋嗎？事實上，這根本是做不到的事情。政府把注意力導向所謂炒房投資客，好像房價高漲是這些人害的，只是要正當化自己在房市買賣中加課雜稅的企圖而已。
只要有稀缺，就一定有競爭，只要有競爭，就一定有人買不起自己想買的房子。政府徵稅等等，對於解決稀缺其實沒有任何幫助。因為就算明天發布新新台幣，一元兌二元新台幣，房價整體降個五成，出得起錢的還是原本那些出得起的。
政府徵走那些稅，拿去蓋新房子的話，對於紓解稀缺的確會有幫助。但這裡還是會有政府行政效率和權力尋租的問題。如何選擇區位、回應需求，政府在資訊上就與直接面對市場的建商隔了一層。就算政府發包給建商，裏頭有多少圖利空間，到時候為這些利益買單的是誰，我們在雙子星等等案子裡也看得很清楚。
而市場的逐利動機，卻會讓建商蓋用最能夠回應需求的方式、蓋在最能夠回應需求的地方。從最搶手的地方開始紓解稀缺，讓後面的區段稀缺逐漸減少，價格相對下滑(其實意味著前面的人的需要已經被滿足了)。如果建商判斷錯誤，到時候滯銷、賠售，也是各人造業各人擔。政府就不同了，官員尋租、人民承擔。
而且政府選擇區位，充滿政治考量。要嘛蓋在最多買不起房子的人，也就是房價最低的地方，要嘛用市場無法理解的低價，蓋在最稀缺的地方。說好聽是照顧弱勢，但以前者的狀況而言，人家如果有選擇，寧可住在稍高價位的地方。這些稀缺的紓解，反而不會層層下推地擴及各個區位，只是在最不稀缺的地方紓解稀缺而已。
後者的狀況而言，現在台北市府要在文山區蓋公宅，恰好反映這當中的兩難。這裡非常稀缺，但政府要用不符行情的價格出售或者出租這些房屋，其實只會有一種下場，那就是你不掙的錢，有人會替你掙了。
高度稀缺碰上破盤低價，結果就是大量需求。大量需求就有競爭，不管你用抽籤、身分審核，人們總會找出辦法取得這些資格，一翻手把真實的價格反映到市場上。就算你禁賣、禁轉租也沒用，充其量把那些原本用金錢表現的價格，逼迫成用社會資本、政治資本來表現而已。稀缺依舊存在，只是政府多了許多裁罰尋租的空間而已。
延伸閱讀：國家機器制衡的表象
話說回來，這意味著那些擔心政府蓋公宅會拉低行情的天龍人，其實也犯糊塗。他們以為行情變低，是因為有低於行情的公宅在出售、出租，有不配住文山區的人跑來住文山區。其實住不起文山區的人，到頭來還是住不起。而真正造成行情下滑的，其實是因為稀缺被滿足了。不論政府蓋的公宅，還是建商蓋的豪宅，其實並沒有分別。
準確來說，豪宅滿足稀缺的效應會從頂端一路往下蔓延，公宅滿足稀缺的效應反而不會往上影響到頂端的豪宅。真要說哪個對行情的衝擊比較全面，頂端豪宅的影響力，還比半調子的公宅更無遠弗屆呢。
別再聽信政府打房打房了，不追究法幣制度、通貨膨脹，那些稅賦都只是政府用來刷存在感、強徵民財、權力尋租的伎倆而已
延伸閱讀：打倒學術期刊付費高牆？
國家機器制衡的表象
新國會上任之後，每天看新聞，都看到理想主義者們聲嘶力竭，要用各種規定來形塑自己理想中的世界。
有的人覺得孩子是社會共同的責任，要在立法院設置公立托育。
有的人覺得A片教壞因仔大小，要剝奪「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的著作權。
有的人覺得學術期刊黑心貪婪，要動用公權力撤銷著作權轉讓的舊合約，阻止未來的著作權轉讓。
有的人覺得農地應該農用，要立法提高農地轉為他用的門檻。
有的人覺得不可以侮辱原住民，要授權給國家懲罰歧視性言論。
有的人覺得看黃安不爽，要動用國家機器禁止他入境。
有的人覺得賭博害人不淺，就樂見國家機器對賭博開罰取締。
他們都會說，我只是在必要的時候調動國家來制衡不正當的行為。卻忘了他們對立面的人也是這樣想事情的。
那些人覺得殺人犯就是該死，所以要授權給國家處人死刑。
那些人覺得婚姻就是一男一女，所以要國家禁止同性婚姻或者多元成家。
那些人覺得不該突然打開車門，就要國家機器來開罰。
每個人都以為自己不過是針對必要之惡來調動國家機器，一來一回，全部都是國家機器在擴權。而權力在國家手上，會拿來怎麼用你根本不知道。
延伸閱讀：國家機器真正的競爭者就是公民
懲罰歧視性言論的權力，有沒有可能拿來做言論審查？
禁止著作權轉讓的權力，有沒有可能拿來干涉學術自由？
對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著作的侵害，有沒有可能拿來剝奪批判政府言論的正當權利？
裁罰賭博的權力，會不會被拿來收賄甚至逼死弱勢老百姓？
你會說現在是民主時代，我們可以監督。但傾家蕩產的不是你，被國家機器追殺的也不是你。你只會看看新聞，轉貼文章。面對國家機器無能為力的終究不是你。
當然，這還是新聞有報導的情況。更多時候，國家機器對權力的濫用，你根本看不到，也無從關心起。
把自己對世界的理想按捺一下吧。只要經過長時間的對話，那些理想不是沒有實現的可能。但是透過國家機器的強制力來走捷徑，卻往往適得其反地讓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駭人聽聞。
延伸閱讀：保守主義或者理想主義？─寫在讀過《成為他自己》之後
有的人覺得孩子是社會共同的責任，要在立法院設置公立托育。
有的人覺得A片教壞因仔大小，要剝奪「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的著作權。
有的人覺得學術期刊黑心貪婪，要動用公權力撤銷著作權轉讓的舊合約，阻止未來的著作權轉讓。
有的人覺得農地應該農用，要立法提高農地轉為他用的門檻。
有的人覺得不可以侮辱原住民，要授權給國家懲罰歧視性言論。
有的人覺得看黃安不爽，要動用國家機器禁止他入境。
有的人覺得賭博害人不淺，就樂見國家機器對賭博開罰取締。
他們都會說，我只是在必要的時候調動國家來制衡不正當的行為。卻忘了他們對立面的人也是這樣想事情的。
那些人覺得殺人犯就是該死，所以要授權給國家處人死刑。
那些人覺得婚姻就是一男一女，所以要國家禁止同性婚姻或者多元成家。
那些人覺得不該突然打開車門，就要國家機器來開罰。
每個人都以為自己不過是針對必要之惡來調動國家機器，一來一回，全部都是國家機器在擴權。而權力在國家手上，會拿來怎麼用你根本不知道。
延伸閱讀：國家機器真正的競爭者就是公民
懲罰歧視性言論的權力，有沒有可能拿來做言論審查？
禁止著作權轉讓的權力，有沒有可能拿來干涉學術自由？
對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著作的侵害，有沒有可能拿來剝奪批判政府言論的正當權利？
裁罰賭博的權力，會不會被拿來收賄甚至逼死弱勢老百姓？
你會說現在是民主時代，我們可以監督。但傾家蕩產的不是你，被國家機器追殺的也不是你。你只會看看新聞，轉貼文章。面對國家機器無能為力的終究不是你。
當然，這還是新聞有報導的情況。更多時候，國家機器對權力的濫用，你根本看不到，也無從關心起。
把自己對世界的理想按捺一下吧。只要經過長時間的對話，那些理想不是沒有實現的可能。但是透過國家機器的強制力來走捷徑，卻往往適得其反地讓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駭人聽聞。
延伸閱讀：保守主義或者理想主義？─寫在讀過《成為他自己》之後
2016年3月12日 星期六
無條件基本收入不等於最低基本工資
請先閱讀：先進國家的大膽實驗，人民基本收入政府幫你扛！
乍聽無條件基本收入，很多人會把它跟最低基本工資搞混。但兩者並不一樣。前者是不論有沒有工作，無條件發給的社會福利。後者則是規定只要有工作，至少應該得到多少工資的法律規範。
對我而言，相較於授權國家裁罰人民之間合意交易、打壓邊緣性就業(就是最低薪的那些工作)的基本工資，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概念是比較不啟人疑慮的。
事實上，現在人們把這當成福利國家的極致，但當初類似政策的提出，是來自最右派的市場主義經濟學家。理由正是避免政府為了「解決」失業問題，做出各種規範、管制，擾亂經濟活動的效率。
右派經濟學者的考量是，與其遵循凱恩斯主義，用各種管制、建設以及隨之而來的政府擴張，來吸納失業人口，同時忍耐政府的低效、濫權。不如坦盪盪發給津貼，確保人們的基本生活資源，至少不會有各種尋租、扭曲。
但是無條件基本收入仍然要面對一個問題：財源。國家機器畢竟得要用課稅或者舉債的方式，來在人民未必同意或者未必有意識的狀況下，為無條件基本收入買單。
於此相比，民間的社福和慈善機構，比國家機器多了幾分你情我願，也沒有通貨膨脹的隱憂。但是民間得到的捐款，與無條件基本收入所需要的巨大金額相比，顯然是太有限了。
每個支持無條件基本收入的人都得問自己：如果今天有個旨在發放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公益信託基金，我願意付出多少代價，來挹注這個基金呢？
如果大部分人的答案都是：憑什麼有人可以無條件分走我辛苦賺來的錢？那麼期待國家機器用強制力課稅、濫權舉債印鈔完成這件事，豈不是拿自己的權利開玩笑嗎？
無條件基本收入，我支持，很多人都支持。但世上沒有不必付出代價，就能實現的願望。
對我而言，相較於授權國家裁罰人民之間合意交易、打壓邊緣性就業(就是最低薪的那些工作)的基本工資，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概念是比較不啟人疑慮的。
事實上，現在人們把這當成福利國家的極致，但當初類似政策的提出，是來自最右派的市場主義經濟學家。理由正是避免政府為了「解決」失業問題，做出各種規範、管制，擾亂經濟活動的效率。
右派經濟學者的考量是，與其遵循凱恩斯主義，用各種管制、建設以及隨之而來的政府擴張，來吸納失業人口，同時忍耐政府的低效、濫權。不如坦盪盪發給津貼，確保人們的基本生活資源，至少不會有各種尋租、扭曲。
但是無條件基本收入仍然要面對一個問題：財源。國家機器畢竟得要用課稅或者舉債的方式，來在人民未必同意或者未必有意識的狀況下，為無條件基本收入買單。
於此相比，民間的社福和慈善機構，比國家機器多了幾分你情我願，也沒有通貨膨脹的隱憂。但是民間得到的捐款，與無條件基本收入所需要的巨大金額相比，顯然是太有限了。
每個支持無條件基本收入的人都得問自己：如果今天有個旨在發放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公益信託基金，我願意付出多少代價，來挹注這個基金呢？
如果大部分人的答案都是：憑什麼有人可以無條件分走我辛苦賺來的錢？那麼期待國家機器用強制力課稅、濫權舉債印鈔完成這件事，豈不是拿自己的權利開玩笑嗎？
無條件基本收入，我支持，很多人都支持。但世上沒有不必付出代價，就能實現的願望。
先當好教書匠還是教育家？
請先閱讀：在第一線的老師嗆「教改」學者：學生連國字都不會寫，怎麼教他思考力？
我服輸。
反正今天連農地農用的地雷都踩了，索性多談談自己怎麼想這篇文章的吧。
我覺得這篇文章很務實耶。他不是說不要想當教育家，而是說「每個老師，都該先做好一個教書匠，行有餘力，再來想怎麼當教育家」。
我自己不是沒有教書的經驗，可是坦白講，單就教書能力來講，我自問普普偏劣。說我有沒有想要帶給學生的視野呢？有，可是我的確沒能耐讓學生非常有興趣、非常聽得懂。這是不是就是他說的沒做好教書匠，就想當教育家呢？我自問多少有點這個味道。
我們對孩子能力的期望也是，能獨立思考、自主學習當然很好。但是有些功夫沒有下，真的連閱讀理解都有問題，講得嚴重一點，連打字都不知道怎麼打。當然我們可以期待好奇心倒逼孩子去下那些基本功，但現實中真的是不求甚解的多、刻苦用功的少。
當然，這不代表現在的老師，大家都是好的教書匠，事實上只是應付的也所在多有。也不代表做好教書匠就自動會變成教育家，迷失在表面的知識傳遞的更是多如牛毛。但我認為這篇文章，對於有教育家情懷的人，不失為一個務實的提醒。最起碼我是被點到了啦。
延伸閱讀：關於教育的兩種基進想像
我服輸。
反正今天連農地農用的地雷都踩了，索性多談談自己怎麼想這篇文章的吧。
我覺得這篇文章很務實耶。他不是說不要想當教育家，而是說「每個老師，都該先做好一個教書匠，行有餘力，再來想怎麼當教育家」。
我自己不是沒有教書的經驗，可是坦白講，單就教書能力來講，我自問普普偏劣。說我有沒有想要帶給學生的視野呢？有，可是我的確沒能耐讓學生非常有興趣、非常聽得懂。這是不是就是他說的沒做好教書匠，就想當教育家呢？我自問多少有點這個味道。
我們對孩子能力的期望也是，能獨立思考、自主學習當然很好。但是有些功夫沒有下，真的連閱讀理解都有問題，講得嚴重一點，連打字都不知道怎麼打。當然我們可以期待好奇心倒逼孩子去下那些基本功，但現實中真的是不求甚解的多、刻苦用功的少。
當然，這不代表現在的老師，大家都是好的教書匠，事實上只是應付的也所在多有。也不代表做好教書匠就自動會變成教育家，迷失在表面的知識傳遞的更是多如牛毛。但我認為這篇文章，對於有教育家情懷的人，不失為一個務實的提醒。最起碼我是被點到了啦。
2016年3月11日 星期五
臨時停車開車門要增罰
請先閱讀：臨停開車門不禮讓，藍委提修法增罰
我曾經說過，必須要分辨「反對某事」和「支持國家禁止某事」之間的區別。而突然開車門這個例子，恰好可以說明這點。
任何人都反對突然開車門，但我們就因此要支持國家對突然開車門開罰嗎？
這首先有執行上的難處，多突然才算突然？如何落實查核？要警察用監視器監督路邊停著的每一台車輛嗎？
於是這裡出現了第一層權力尋租的空間：擴大監視，以及選擇從哪裡開始擴大監視的權力。
而當突然開車門真正釀成禍事的時候，我們原有的法規不足以釐清責任嗎？過失傷害、過失致死，民事賠償，該賠賠，該罰罰，這樣不就好了？
真正因為開車門釀禍的人，光支應民刑事責任就已經懊悔不已了。以後別說不敢亂開車門，連開車搞不好都有陰影了。國家機器這時候還要跳進來開罰尋租，是什麼意思呢？除了強搶民產之外，對社會有任何幫助嗎？
說到這裡，你應該就能明白，為什麼我雖然反對人們突然開車門，但更反對國家立法裁罰，禁止突然開車門。
覺得什麼不對，就要國家來罰它，這就是典型的威權主義性格。民主社會的公民，對國家機器的任何擴權，都該戒慎恐懼才是
我曾經說過，必須要分辨「反對某事」和「支持國家禁止某事」之間的區別。而突然開車門這個例子，恰好可以說明這點。
任何人都反對突然開車門，但我們就因此要支持國家對突然開車門開罰嗎？
這首先有執行上的難處，多突然才算突然？如何落實查核？要警察用監視器監督路邊停著的每一台車輛嗎？
於是這裡出現了第一層權力尋租的空間：擴大監視，以及選擇從哪裡開始擴大監視的權力。
而當突然開車門真正釀成禍事的時候，我們原有的法規不足以釐清責任嗎？過失傷害、過失致死，民事賠償，該賠賠，該罰罰，這樣不就好了？
真正因為開車門釀禍的人，光支應民刑事責任就已經懊悔不已了。以後別說不敢亂開車門，連開車搞不好都有陰影了。國家機器這時候還要跳進來開罰尋租，是什麼意思呢？除了強搶民產之外，對社會有任何幫助嗎？
說到這裡，你應該就能明白，為什麼我雖然反對人們突然開車門，但更反對國家立法裁罰，禁止突然開車門。
覺得什麼不對，就要國家來罰它，這就是典型的威權主義性格。民主社會的公民，對國家機器的任何擴權，都該戒慎恐懼才是
2016年3月9日 星期三
打倒學術期刊付費高牆？
請先閱讀：推倒貪婪期刊付費高牆！學術界揭竿而起
再怎麼拿貪婪、壟斷等等模糊的字眼潑糞，都沒辦法否認期刊能夠收費，是反映出人們對它在專業審查、學術權威上的需求。
如果人們真的不需要，它空喊高價也是有價無市。畢竟又不是國家認證、法定規費，有什麼好抱怨的？真的覺得高，就自己組織期刊跟它競爭，看能低到哪裡去。
現在是既圖著期刊用審查費、行政費和編輯費堆起來的學術權威，又打著研究公共化的旗子，拒絕接受付款。到時候期刊無法維持，也是魚死網破，誰都沒好處。
最恐怖就是國家介入、收歸公有。表面上收費便宜了，但在權力籠罩下，期刊不再對學術社群負責，而是對國家機器負責。到時候收費再怎麼低，換不到需要的東西也是白搭。
延伸閱讀：防災士認證肥了誰？
就更別提國家直接把學術權威法定化，逼迫學術社群向國家機器獻媚了。台灣的國科會計畫，不就是這麼回事?
回應彭兄補充說明：
到頭來只有一個問題：如何確保利潤沒有超過他所創造出的價值？除了市場機制之外我們還有什麼別的選擇？
這些期刊的學術權威，來自學術社群多年來的自願交換和共同認可。如果看到這些期刊如今收價頗豐，就回過頭來認為當年的交易糊塗了，打算不認帳，這跟無賴有什麼區別。
而這些期刊也隨時要面對潛在的競爭者的競爭，提供盡可能高品質、低價格的學術權威認可。這也是後進者會覺得難以進入市場的根本原因。如果這些期刊真的以為自己穩坐江山，提取了超額利潤，後進者馬上就會有空間進入市場。
所以把注意力擺在這些期刊現在收取的價錢，並且用主觀意願來主張他的利潤超過價值，我覺得是太武斷了。
反過來說，我倒覺得該檢討的，是世界各地的高教、研究機構相關法規。這當中可能或多或少有規定要引用這些等級期刊的文章，或者升等要在這些期刊上刊登多少文章。
這些僵固規定用權力強制，逼得學術社群非得向這些期刊供稿、採購，而不能自由地依據自己的需求和意願，選擇投稿別的網路平台、尋求別的學術權威。如果要說這些期刊有什麼東西是他不該拿的，這些靠權力創造出的尋租利益，才是他不該拿的。
延伸閱讀：停止消費救經濟的古怪循環：完成物質文明的轉型，人類才有未來
批判的焦點，應該擺在各種權力強制的規定當中，有沒有鞏固、擴大這些期刊既有的學術權威。把這些東西拆掉，權力尋租帶來的超額利潤，就會自然釋出。其他的競爭者要進場的空間才會變大。
至於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挑戰這些期刊既有的學術權威，我覺得集體談判議價、聯合抵制、另組期刊，都是很好的嘗試，畢竟都在開放市場中接受學術社群的公評。
但這篇報導偏偏只用一堆主觀的道德詞彙來對這些期刊潑糞，把偷竊的行為正當化成羅賓漢，卻只字不談權力尋租這真正的問題。我覺得作為一篇深入報導，作者是犯迷糊了。但也不難理解，過去那麼多年以來，我他媽也犯迷糊。
再怎麼拿貪婪、壟斷等等模糊的字眼潑糞，都沒辦法否認期刊能夠收費，是反映出人們對它在專業審查、學術權威上的需求。
如果人們真的不需要，它空喊高價也是有價無市。畢竟又不是國家認證、法定規費，有什麼好抱怨的？真的覺得高，就自己組織期刊跟它競爭，看能低到哪裡去。
現在是既圖著期刊用審查費、行政費和編輯費堆起來的學術權威，又打著研究公共化的旗子，拒絕接受付款。到時候期刊無法維持，也是魚死網破，誰都沒好處。
最恐怖就是國家介入、收歸公有。表面上收費便宜了，但在權力籠罩下，期刊不再對學術社群負責，而是對國家機器負責。到時候收費再怎麼低，換不到需要的東西也是白搭。
延伸閱讀：防災士認證肥了誰？
就更別提國家直接把學術權威法定化，逼迫學術社群向國家機器獻媚了。台灣的國科會計畫，不就是這麼回事?
回應彭兄補充說明：
到頭來只有一個問題：如何確保利潤沒有超過他所創造出的價值？除了市場機制之外我們還有什麼別的選擇？
這些期刊的學術權威，來自學術社群多年來的自願交換和共同認可。如果看到這些期刊如今收價頗豐，就回過頭來認為當年的交易糊塗了，打算不認帳，這跟無賴有什麼區別。
而這些期刊也隨時要面對潛在的競爭者的競爭，提供盡可能高品質、低價格的學術權威認可。這也是後進者會覺得難以進入市場的根本原因。如果這些期刊真的以為自己穩坐江山，提取了超額利潤，後進者馬上就會有空間進入市場。
所以把注意力擺在這些期刊現在收取的價錢，並且用主觀意願來主張他的利潤超過價值，我覺得是太武斷了。
反過來說，我倒覺得該檢討的，是世界各地的高教、研究機構相關法規。這當中可能或多或少有規定要引用這些等級期刊的文章，或者升等要在這些期刊上刊登多少文章。
這些僵固規定用權力強制，逼得學術社群非得向這些期刊供稿、採購，而不能自由地依據自己的需求和意願，選擇投稿別的網路平台、尋求別的學術權威。如果要說這些期刊有什麼東西是他不該拿的，這些靠權力創造出的尋租利益，才是他不該拿的。
延伸閱讀：停止消費救經濟的古怪循環：完成物質文明的轉型，人類才有未來
批判的焦點，應該擺在各種權力強制的規定當中，有沒有鞏固、擴大這些期刊既有的學術權威。把這些東西拆掉，權力尋租帶來的超額利潤，就會自然釋出。其他的競爭者要進場的空間才會變大。
至於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挑戰這些期刊既有的學術權威，我覺得集體談判議價、聯合抵制、另組期刊，都是很好的嘗試，畢竟都在開放市場中接受學術社群的公評。
但這篇報導偏偏只用一堆主觀的道德詞彙來對這些期刊潑糞，把偷竊的行為正當化成羅賓漢，卻只字不談權力尋租這真正的問題。我覺得作為一篇深入報導，作者是犯迷糊了。但也不難理解，過去那麼多年以來，我他媽也犯迷糊。
2016年3月5日 星期六
從余宛如提議修法讓孩子進立院，看見我們每個人都是彼此的地獄
我覺得放寬當然是好事
余宛如提議修正立法院議場規則，放寬原本只有「出席、列席、首長隨員與會場工作人員」能進入議場的規定，讓立委及首長可以帶三歲以下幼兒進場。此議一出，引發輿論譁然。支持者高舉工作場所應對親職友善的大旗，反對者認為恐有干擾議事效率的疑慮。至於那些覺得新科立委過太爽的情緒性發言，我們姑且不談。
首先我當然是同意放寬的，而且我認為還要加碼。不要只針對三歲以下幼兒，而是只要出、列席人士認可，報備後即可開放進入議場。這也不只是親職友善工作空間的問題，而是這條規定有沒有必要存在、應該用什麼形式存在的問題。
有人會說，要是開放規定，有心人利用權限開放牛鬼蛇神進來，擾亂議事、干擾秩序怎麼辦？我會覺得：有暴力就抓、有犯罪就辦，其他不怎麼辦，社會自有公斷。
要知道現在國會隨選視訊、電視台攝影機到處架設，你要搞把戲，全台灣眼睜睜等著看。如果你帶人帶得有理、有正當性，人民也會接納。你要真有膽量帶人進來干擾議事，後果自負。只要報備在案，找得到人負責，好好壞壞人民自有公斷。
國民黨整天在指控民進黨霸占主席台、批評太陽花攻佔立法院，可是兩次選舉的結果，正說明人們對形式上的秩序和守法沒有興趣，而是更關心國民黨打著秩序和法治的旗號，到底是打算做什麼。
所以我認為，既然是網路時代，就全面開放、大家監督。不要讓這條規定，成為有心人將人民拒於立法院殿堂之外的口實。
法規放寬又如何？你敢帶嗎？
回到三歲孩子的問題。就算法規開放，帶不帶進議場，追究不是法規說了算，還是得回到現實情境當中權衡。帶小孩的要評估孩子失控、影響議事的可能性，評估輿論對這個可能性的容忍程度。反正不影響權力運作，這種限制盡可能放寬，就讓大家自己權衡就好。
而這就讓我們必須要面對，到底是什麼阻擋了親職友善的工作空間？我們又可能用什麼方式，來創造對親職更友善的工作空間？
看看網路留言裡那堆充滿相對剝奪感，覺得「我沒有憑什麼你有」的發言。我敢說就算法規鬆綁，還是鮮少有人敢冒這種風險，去挑戰這些輿論。畢竟這些輿論都是選票、都是民意消長的指標。
即使規定放寬，你真帶孩子進場，要是有什麼吵鬧。到時候就算你聲嘶力竭地喊「我帶孩子我合法」，哪又如何？反對的輿論不買帳就是不買帳。畢竟法律是社會秩序和價值觀的成文衍生物，而不是相反。期待台灣人因為照抄了歐洲的法律，就變得像歐洲人那樣開明、彼此尊重，根本就是理想主義者的自我感覺良好。
跳脫立院，在其他的職場中也是一樣的道理。我可以想像已經有人虎視眈眈地要遊說立法，提出種種友善親職的規定和措施，要求企業遵守。但實際上又如何呢？你的上司和同事都覺得你沒事找事生什麼孩子，你拿什麼去抵抗？結果還不就是摸摸鼻子自願辭職或者停薪嗎？
有人會說，徒法不足以自行，關鍵在落實稽查。拜託，政策落實都有成本的好嗎？柯文哲搞勞動條件普查花了多少資源？裏頭有多少冗贅、尋租的成分？你有那麼放心授權給國家，讓它用各種理由對你的生活指指點點？
真正的進步，不要仰望政府
台灣社會的公共事務討論，在最底層有個威權主義的邏輯。我覺得什麼事情好，就要國家用法令、行政體制來完成它；我覺得什麼事情壞，就要把它入罪、入刑，要國家機器來懲罰它。各方角力，一來一往之下，結果只有國家機器不斷壯大，獲得各種手段來干涉、取締人們的種種行為。為了要「落實」這些規定，又不斷編列預算、增聘人力，把赤字搞得越來越高。
反正政府的錢也是課稅(搶)印鈔(騙)白來的，哪有什麼成本效益考量？當然樂得回應各方需求，並且盤算著怎麼把這些新獲得的權力，拿來兌換成現實中的其他利益。看是打壓競爭對手啦、扶植己方陣營啦，或者直接收賄、徵稅啦。一百萬種你想得到想不到的權力尋租方式，就在理想主義者不斷仰望國家，希望政府出來話事的過程當中，不斷被握有權力的人發明出來。
二戰之前的英美社會，奠基在公民自治傳統之上，對這種大政府的傾向有所忌憚。不會什麼好壞都仰仗國家機器出來話事，反而覺得你政府維持最基本的社會秩序就好，有什麼事情我們自己解決。
與此相對，台灣的公民社會貌似不斷崛起，但是沒有反省這最根本的邏輯，恐怕就是走岔了路，往威權主義的方向邁進。歸根究柢，我們每個人都是彼此的地獄。有什麼樣的公民，才有什麼樣的生活，才有什麼樣的社會。
追求社會的進步沒有捷徑，只有靠著人的改變。期待抄捷徑用權力來落實你的理想，結果只是授出各種權力，養肥政府這頭威權怪獸四處尋租。與其仰望政府來取締什麼親職不友善，不如對正在哺乳的人多一分鼓勵、對正在吵鬧的孩子多一分包容。真實的進步，是得要這樣一點一點拱出來的。
余宛如提議修正立法院議場規則，放寬原本只有「出席、列席、首長隨員與會場工作人員」能進入議場的規定，讓立委及首長可以帶三歲以下幼兒進場。此議一出，引發輿論譁然。支持者高舉工作場所應對親職友善的大旗，反對者認為恐有干擾議事效率的疑慮。至於那些覺得新科立委過太爽的情緒性發言，我們姑且不談。
首先我當然是同意放寬的，而且我認為還要加碼。不要只針對三歲以下幼兒，而是只要出、列席人士認可，報備後即可開放進入議場。這也不只是親職友善工作空間的問題，而是這條規定有沒有必要存在、應該用什麼形式存在的問題。
有人會說，要是開放規定，有心人利用權限開放牛鬼蛇神進來，擾亂議事、干擾秩序怎麼辦？我會覺得：有暴力就抓、有犯罪就辦，其他不怎麼辦，社會自有公斷。
要知道現在國會隨選視訊、電視台攝影機到處架設，你要搞把戲，全台灣眼睜睜等著看。如果你帶人帶得有理、有正當性，人民也會接納。你要真有膽量帶人進來干擾議事，後果自負。只要報備在案，找得到人負責，好好壞壞人民自有公斷。
國民黨整天在指控民進黨霸占主席台、批評太陽花攻佔立法院，可是兩次選舉的結果，正說明人們對形式上的秩序和守法沒有興趣，而是更關心國民黨打著秩序和法治的旗號，到底是打算做什麼。
所以我認為，既然是網路時代，就全面開放、大家監督。不要讓這條規定，成為有心人將人民拒於立法院殿堂之外的口實。
法規放寬又如何？你敢帶嗎？
回到三歲孩子的問題。就算法規開放，帶不帶進議場，追究不是法規說了算，還是得回到現實情境當中權衡。帶小孩的要評估孩子失控、影響議事的可能性，評估輿論對這個可能性的容忍程度。反正不影響權力運作，這種限制盡可能放寬，就讓大家自己權衡就好。
而這就讓我們必須要面對，到底是什麼阻擋了親職友善的工作空間？我們又可能用什麼方式，來創造對親職更友善的工作空間？
看看網路留言裡那堆充滿相對剝奪感，覺得「我沒有憑什麼你有」的發言。我敢說就算法規鬆綁，還是鮮少有人敢冒這種風險，去挑戰這些輿論。畢竟這些輿論都是選票、都是民意消長的指標。
即使規定放寬，你真帶孩子進場，要是有什麼吵鬧。到時候就算你聲嘶力竭地喊「我帶孩子我合法」，哪又如何？反對的輿論不買帳就是不買帳。畢竟法律是社會秩序和價值觀的成文衍生物，而不是相反。期待台灣人因為照抄了歐洲的法律，就變得像歐洲人那樣開明、彼此尊重，根本就是理想主義者的自我感覺良好。
跳脫立院，在其他的職場中也是一樣的道理。我可以想像已經有人虎視眈眈地要遊說立法，提出種種友善親職的規定和措施，要求企業遵守。但實際上又如何呢？你的上司和同事都覺得你沒事找事生什麼孩子，你拿什麼去抵抗？結果還不就是摸摸鼻子自願辭職或者停薪嗎？
有人會說，徒法不足以自行，關鍵在落實稽查。拜託，政策落實都有成本的好嗎？柯文哲搞勞動條件普查花了多少資源？裏頭有多少冗贅、尋租的成分？你有那麼放心授權給國家，讓它用各種理由對你的生活指指點點？
真正的進步，不要仰望政府
台灣社會的公共事務討論，在最底層有個威權主義的邏輯。我覺得什麼事情好，就要國家用法令、行政體制來完成它；我覺得什麼事情壞，就要把它入罪、入刑，要國家機器來懲罰它。各方角力，一來一往之下，結果只有國家機器不斷壯大，獲得各種手段來干涉、取締人們的種種行為。為了要「落實」這些規定，又不斷編列預算、增聘人力，把赤字搞得越來越高。
反正政府的錢也是課稅(搶)印鈔(騙)白來的，哪有什麼成本效益考量？當然樂得回應各方需求，並且盤算著怎麼把這些新獲得的權力，拿來兌換成現實中的其他利益。看是打壓競爭對手啦、扶植己方陣營啦，或者直接收賄、徵稅啦。一百萬種你想得到想不到的權力尋租方式，就在理想主義者不斷仰望國家，希望政府出來話事的過程當中，不斷被握有權力的人發明出來。
二戰之前的英美社會，奠基在公民自治傳統之上，對這種大政府的傾向有所忌憚。不會什麼好壞都仰仗國家機器出來話事，反而覺得你政府維持最基本的社會秩序就好，有什麼事情我們自己解決。
與此相對，台灣的公民社會貌似不斷崛起，但是沒有反省這最根本的邏輯，恐怕就是走岔了路，往威權主義的方向邁進。歸根究柢，我們每個人都是彼此的地獄。有什麼樣的公民，才有什麼樣的生活，才有什麼樣的社會。
追求社會的進步沒有捷徑，只有靠著人的改變。期待抄捷徑用權力來落實你的理想，結果只是授出各種權力，養肥政府這頭威權怪獸四處尋租。與其仰望政府來取締什麼親職不友善，不如對正在哺乳的人多一分鼓勵、對正在吵鬧的孩子多一分包容。真實的進步，是得要這樣一點一點拱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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