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宛如提議修正立法院議場規則，放寬原本只有「出席、列席、首長隨員與會場工作人員」能進入議場的規定，讓立委及首長可以帶三歲以下幼兒進場。此議一出，引發輿論譁然。支持者高舉工作場所應對親職友善的大旗，反對者認為恐有干擾議事效率的疑慮。至於那些覺得新科立委過太爽的情緒性發言，我們姑且不談。
首先我當然是同意放寬的，而且我認為還要加碼。不要只針對三歲以下幼兒，而是只要出、列席人士認可，報備後即可開放進入議場。這也不只是親職友善工作空間的問題，而是這條規定有沒有必要存在、應該用什麼形式存在的問題。
有人會說，要是開放規定，有心人利用權限開放牛鬼蛇神進來，擾亂議事、干擾秩序怎麼辦？我會覺得：有暴力就抓、有犯罪就辦，其他不怎麼辦，社會自有公斷。
要知道現在國會隨選視訊、電視台攝影機到處架設，你要搞把戲，全台灣眼睜睜等著看。如果你帶人帶得有理、有正當性，人民也會接納。你要真有膽量帶人進來干擾議事，後果自負。只要報備在案，找得到人負責，好好壞壞人民自有公斷。
國民黨整天在指控民進黨霸占主席台、批評太陽花攻佔立法院，可是兩次選舉的結果，正說明人們對形式上的秩序和守法沒有興趣，而是更關心國民黨打著秩序和法治的旗號，到底是打算做什麼。
所以我認為，既然是網路時代，就全面開放、大家監督。不要讓這條規定，成為有心人將人民拒於立法院殿堂之外的口實。
法規放寬又如何？你敢帶嗎？
回到三歲孩子的問題。就算法規開放，帶不帶進議場，追究不是法規說了算，還是得回到現實情境當中權衡。帶小孩的要評估孩子失控、影響議事的可能性，評估輿論對這個可能性的容忍程度。反正不影響權力運作，這種限制盡可能放寬，就讓大家自己權衡就好。
而這就讓我們必須要面對，到底是什麼阻擋了親職友善的工作空間？我們又可能用什麼方式，來創造對親職更友善的工作空間？
看看網路留言裡那堆充滿相對剝奪感，覺得「我沒有憑什麼你有」的發言。我敢說就算法規鬆綁，還是鮮少有人敢冒這種風險，去挑戰這些輿論。畢竟這些輿論都是選票、都是民意消長的指標。
即使規定放寬，你真帶孩子進場，要是有什麼吵鬧。到時候就算你聲嘶力竭地喊「我帶孩子我合法」，哪又如何？反對的輿論不買帳就是不買帳。畢竟法律是社會秩序和價值觀的成文衍生物，而不是相反。期待台灣人因為照抄了歐洲的法律，就變得像歐洲人那樣開明、彼此尊重，根本就是理想主義者的自我感覺良好。
跳脫立院，在其他的職場中也是一樣的道理。我可以想像已經有人虎視眈眈地要遊說立法，提出種種友善親職的規定和措施，要求企業遵守。但實際上又如何呢？你的上司和同事都覺得你沒事找事生什麼孩子，你拿什麼去抵抗？結果還不就是摸摸鼻子自願辭職或者停薪嗎？
有人會說，徒法不足以自行，關鍵在落實稽查。拜託，政策落實都有成本的好嗎？柯文哲搞勞動條件普查花了多少資源？裏頭有多少冗贅、尋租的成分？你有那麼放心授權給國家，讓它用各種理由對你的生活指指點點？
真正的進步，不要仰望政府
台灣社會的公共事務討論，在最底層有個威權主義的邏輯。我覺得什麼事情好，就要國家用法令、行政體制來完成它；我覺得什麼事情壞，就要把它入罪、入刑，要國家機器來懲罰它。各方角力，一來一往之下，結果只有國家機器不斷壯大，獲得各種手段來干涉、取締人們的種種行為。為了要「落實」這些規定，又不斷編列預算、增聘人力，把赤字搞得越來越高。
反正政府的錢也是課稅(搶)印鈔(騙)白來的，哪有什麼成本效益考量？當然樂得回應各方需求，並且盤算著怎麼把這些新獲得的權力，拿來兌換成現實中的其他利益。看是打壓競爭對手啦、扶植己方陣營啦，或者直接收賄、徵稅啦。一百萬種你想得到想不到的權力尋租方式，就在理想主義者不斷仰望國家，希望政府出來話事的過程當中，不斷被握有權力的人發明出來。
二戰之前的英美社會，奠基在公民自治傳統之上，對這種大政府的傾向有所忌憚。不會什麼好壞都仰仗國家機器出來話事，反而覺得你政府維持最基本的社會秩序就好，有什麼事情我們自己解決。
與此相對，台灣的公民社會貌似不斷崛起，但是沒有反省這最根本的邏輯，恐怕就是走岔了路，往威權主義的方向邁進。歸根究柢，我們每個人都是彼此的地獄。有什麼樣的公民，才有什麼樣的生活，才有什麼樣的社會。
追求社會的進步沒有捷徑，只有靠著人的改變。期待抄捷徑用權力來落實你的理想，結果只是授出各種權力，養肥政府這頭威權怪獸四處尋租。與其仰望政府來取締什麼親職不友善，不如對正在哺乳的人多一分鼓勵、對正在吵鬧的孩子多一分包容。真實的進步，是得要這樣一點一點拱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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