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花東地區黃牛票

我一邊看著人們抱怨花東鐵路運輸供不應求，害得黃牛肆虐，在掏寶網上抬價出售。一邊看著人們為賀陳旦「不搞建設」(雖然話沒說死)的宣言稱快，好像不拓寬花東公路、放棄北宜直鐵是天大的德政。

我是真的不懂，在人們的想像當中，這個世界如何運作。供不應求是事實，要嘛抬高價格要嘛擴大供給。不讓抬價結果就是有人會翻手反映真實的價格，依身分資格來供應也阻擋不了這一點。不讓擴大供給結果就是真實的價格終究降不下來。 我也希望人人都能順利往返花東台北，我也希望運輸系統又便宜又舒適，我也希望原始生態不要被破壞。但在現實當中，就是得做取捨，不可能什麼都要，又不想付出代價。只有孩子的世界裡，才可能吵了就有糖吃。 而我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我們該知道沒有什麼是不用付出代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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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者的「英雄」有兩種

勞動者的「英雄」有兩種。

一種是比老闆還了解老闆利害得失的所在，仗著自己的專業知識，把老闆玩弄於股掌之間，要他掏錢就只能乖乖掏錢的勞動者。

一種是眼裡都是自己的利害得失，但就咬死團結力量大。一眼怒視「惡德資本家」、一眼防著其他勞動者，逼著老闆把錢或者假掏出來。

面對前一種人，老闆就像抖M似的，巴不得你多凌辱我幾次。

面對後一群人，老闆惦記著早晚要討回來。

你說老闆愛記恨，請問你原諒國中時在廁所勒索羞辱你的那些流氓了嗎？


延伸閱讀：基本工資限制的其實不只是買方，也是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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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放7天國定假日 工商協進會：企業恐減勞工2%獎金

請先閱讀：若放7天國定假日　工商協進會：企業恐減勞工2%獎金

這還是明著來的君子之爭，順便讓大家上一課，知道什麼叫現實中的價格流動性。 要質疑慣老闆，從末端的勞動力條件著眼是沒有意義的。政治上拆除行政壟斷、經濟上進入市場幹翻他，才是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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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宰地球經濟的，是個邪教

請先閱讀：美國家庭半數手無餘錢，當中產階級消費力不再時該如何？

當人們錯把金錢當成財富，結果就是所有人著了魔似地追求出超。如果有個外星來的「人類學家」旁觀近代的地球經濟發展，他們會得出一個古怪的結論：那就是主宰地球經濟的，是個邪教。

他們會看到世界各地的人們，縮衣節食、辛勤工作，拿他們的勞動成果去跟一個叫美國的國家，交換一種叫美金的東西。而美國就像是統掌這個邪教的大祭司，坐在祭壇中央，不斷變出每個人求之若渴的美金。起初是鈔票，後來是數字，但人們對它的渴望絲毫未減。

而就像任何邪教一樣，這個邪教有非常綿密的組織網絡。大祭司底下有許多小祭司，分享著大祭司的「法力」，做著跟大祭司一樣的事情。印出許多象徵法力的鈔票，換來人們辛苦勞動的成果。小祭司底下還有更多的小小祭司，他們有類似的名字，小祭司叫什麼什麼央行、小小祭司叫什麼什麼銀行。

更古怪的是，人們會把他們好不容易換到的法力象徵，拿回去給祭司身旁的彪形大漢。有時候不情不願，據說那叫徵稅；有時候求之不得，據說那叫社會保險。彪形大漢是有槍的，願不願意，人們總是得把法力象徵上繳。彪形大漢有個霸氣的名字，叫什麼什麼政府。

而當人們真的過不下去的時候，他們會找彪形大漢抱怨。彪形大漢會慈眉善目地聆聽他們的請求，一回頭開始操弄一些巫術。不知道為什麼，每次巫術施展之後，最苦的人都變得更苦了，原本享福的人，反而都變得更愜意了。真的，是個很古怪的邪教呀，人類學家這麼想。

財富來自生產和交易，金錢只是交易媒介。搞不清楚這一點，被邪教忽悠，真的剛好而已。


延伸閱讀：國家機器真正的競爭者就是公民

我其實有養一缸魚

很少人知道，我其實有養一缸魚。

我以前有養過，但回頭看看，才發現自己從來沒懂得養魚的本質是什麼。有句話說：養魚其實是在養水。這句話指的是，支持魚生命的，是缸子裡錯綜複雜的生態平衡。也就是說，魚的狀態好壞，只是生態系繁榮的最終表現而已。

即使魚缸看起來像是個封閉系統，其實還是受到太多因素影響：家裡的水質、日照的角度、通風環境等等。所以老練謙卑的水族玩家，不敢鐵口直斷說什麼狀況就用什麼解，什麼好養什麼不好養。其他的人只能給建議，真正適合自己的養法，還是只能在嘗試中摸索。

但即使如此，一些最基礎的手法還是有的，要有地方讓生物附著、要有時間讓生態成熟，而新手最常犯的毛病，就是伺候得太勤。水看起來髒了換一下吧，棉看起來塞了洗一下吧、魚看起來餓了餵一下吧。 今天動這裡明天動那裡，搞得裡頭的生態系統紊亂，最後就是魚隻遭殃。所以說業餘玩家入門，往往是懶人養得比較好。

畢竟生命何其複雜，不干涉是我們的謙卑，不把好壞往身上攬，是我們的豁達。 這兩句話，前一句是講給那些對自己的理性太有信心的人聽的。後一句是講給那些太把好好壞壞往自己身上攬的人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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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三層樓、不到50名員工的銀行，買下台灣的夢

請先閱讀：一個三層樓、不到50名員工的銀行，買下台灣的夢。
有人搞了個馬蜂窩要叫我捅，老實說牽涉到國際金融，整個情況會變得非常複雜。我只能盡力試著梳理一下。

一、
施俊吉到底在講什麼？ 最簡單的說法就是：中国現在資金需求相對高，所以貸款利息比台灣高得多。中国銀行台北分行(以下簡稱中銀)靠著中国高貸款利息的底氣，可以支付高存款利息。吸引台灣人將新台幣兌匯成人民幣，存在人民幣帳戶(不論存在台灣的哪間銀行，最終都要跟中銀結算兌匯)裏頭。

吃下所有台灣人的人民幣存款之後，中銀既可以賺中国高貸款需求創造的「貸款-存款」利差，還可以拿當初換匯的新台幣在台灣放貸，兩頭賺。透過這個簡化的邏輯，施俊吉預估中銀的獲利會高過台灣的所有銀行(這件事情本身是不是問題呢？之後再談)。

而施俊吉提出這個現象，認為這會導致兩個問題：

1. 中銀可以透過手邊的新台幣做槓桿操作，大量收購台灣的企業。
2. 台灣的企業在中国卻沒辦法貸中銀的這筆人民幣，這是馬政府的失職。


 二、
施俊吉在講的有沒有問題呢？
大概是為了讓民眾容易理解，他把利息、資金需求、存款與貸款間的關係，都用非常固定、彷彿民間貸款般的方式來描述了。但是事情並不是那麼單純。

首先，中国的資金需求是這整波套利的驅動力。我們姑且不管它們是要貸款買房、炒股還是做生意，沒有中国社會的資金需求，什麼利息、利差全部撐不起來。施的描述當中，把利息、利差通通用固定數字來假設的問題就是：長遠來看，資金需求是會被滿足的。越來越少人要貸款，利息就高不起來。像全球的負利率風潮，就是貸款的人少到銀行要付錢拜託你貸款，不然整個金融模式跑不起來。

因為市場上利息是浮動的，所以他對中銀獲利的預期就顯得太過樂觀，對中銀影響力的假設也顯得太過誇大。而且中銀要買進台灣企業，其實也會造成人民幣的動盪，不是他們可以輕易動手的。因為這意味著中銀得要用人民幣買進新台幣，至於這為什麼是個問題，看完後面就知道了。

另一方面，施俊吉認為中銀可以將手邊的新台幣拿去放貸。這理論上是不可能的，那些存款應該通通都是給存戶的準備金，中銀實質上只可以是個換匯機構。如果中銀可以放貸，就意味著台灣政府授權給中銀在台灣印新台幣，這個問題恐怕會比施俊吉說的要嚴重一百倍。

最後，施俊吉沒有提到的是，中銀固然可以放貸套取利差，台灣的存款人也可以藉由中国高資金需求拱起的高存款利息，間接賺到在中国放貸的利息。對台灣人而言，未必不是好事。而他認為這些錢應該要放貸給在中国的台商才對，老實說這就有點莫名其妙了。要理解這哪裡莫名其妙，就得要先理解這整個貨幣兌匯，到底是如何滿足在中国的貨幣需求。


三、新台幣怎麼滿足人民幣的貨幣需求？ 用民間貸款的經驗性常識來想，我們會覺得就是我存進銀行的錢，拿去給中国的貸款人用，用這種方式滿足貨幣需求。

但擺在國際金融裡面來看，就會發現事情根本不可能是這樣運作的。因為你存的是新台幣，人家要用的是人民幣呀。你會說可以換匯呀，沒錯，事情的貓膩就在這裡。

先進到中国的視角來看，他們搞的也是法幣制度(還特地找了芝加哥學派的人去指導咧)，也就是說是銀行在貸款的時候創造貨幣，而不是把某個中国人的存款，拿去給另一個中国人用。這是在它們國內滿足貨幣需求的方式。

但是就像我屢次提過的：既然錢可以用創造的，那麼就會有通貨膨脹的問題呀。從改革開放到現在，人民幣的購買力已經下跌到1/300，即使中国社會上有越來越多的實體財富，但這個趨勢眼看還在持續。在這種狀況下，銀行放貸印鈔，雖然滿足了貸款人的貨幣需求，卻也讓更多通貨流動在市場上，恐怕會惡化通貨膨脹的趨勢。

正是在這裡，台灣的新台幣存款起到了作用。用新台幣存入人民幣帳戶，本質上就是在進行買入人民幣的動作。中国自己的銀行在放貸給民間，不斷膨脹通貨總量，這將導致人民在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持續貶值。在這個時候，有人買進人民幣，東西只會越買越貴，所以等於在幫人民幣穩定匯率，緩住人民幣貶值的力道。 簡單說就是，新台幣不是用「拿去借給中国的貸款人」的方式，來滿足中国国內的貨幣需求。而是中国国內的銀行用放貸的方式創造貨幣供給，台灣人再用「買進人民幣」的方式，來緩住人民幣因為通貨膨脹而導致的貶值。 理解了這一點，應該就可以理解我為什麼覺得施俊吉的主張(「馬政府應該要跟中国談判，讓台灣人存的錢可以借給台灣人用」)，有點莫名其妙了。(所以原文推文說這種論調根本是不懂貨幣銀行學的人在說的，我只能默默...) 同時這也說明了為什麼中銀要買台灣企業，不是拿著手上的新台幣說買就能買。那些新台幣理論上都只能是準備金(如果不是的話，就等於我們授權中銀在台灣印新台幣，這個問題恐怕比施說的問題更嚴重)，中銀要有新台幣，還是得要靠著從中国貸款人那裏賺到的利息，賣掉人民幣來換。而東西只會越賣越便宜，中国正在搞通貨膨脹呢，他敢隨便搞人民幣賣壓加速貶值嗎？我不認為有那麼容易，畢竟他本來就要不斷買進新台幣好支付台灣存戶的利息了。 四、難道這整件事情沒有問題嗎？ 如果像我上面說的，中銀的影響力太過誇大、馬政府沒有談判失職可言，難道整件事就沒有問題嗎？我覺得還是有的。 中国資金需求高導致的高利息和利差空間，如果在正常的自由市場當中，應該是由中国的各個銀行競相用抬高存款利息、壓低利差空間的方式來爭取台灣民眾的資金。

但是因為中銀卡在中間，用兩岸政治力來給他作保，所以沒有競爭可言，這是赤裸裸的行政壟斷。中銀看似逆天的利差空間，和它對台灣社會的潛在政治影響力，其實都來自於此。

考量到台灣與中国特殊的政治、外交敏感性，其實最怕的就是只開放一點點，而那一點點又被握在政治力手上。相對地，如果全面開放中国銀行接受台灣人無限額換匯買入人民幣，既可以更快速地滿足中国的貨幣需求，又可以紓解台灣卡在資產市場的資金。而且，這麼一來，原本被中銀用行政壟斷把持在手裡的利差，就被稀釋到各個銀行去了。中南海的政治意志想要透過這些利差操控台灣社會，就會變得更加困難，幾乎不可能。

也就是說，問題不在自由市場，問題在台灣、中国之間的資金流動被中銀用政治力把持。一頭從中国貸款人那裏賺取行政壟斷帶來的超額利潤(人民幣)，一頭剝奪了台灣存款人本來可能從中国這一波資金需求中賺到的利息。一來一去，都是在坐大中銀潛在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也是台灣社會的威脅。 所以如果中国、台灣重啟談判，我倒覺得台灣應該要朝更開放、更少行政壟斷的方向去談。一方面用人民逐利的能量，來沖垮政治力介入的企圖。二方面用中國現在的高貨幣需求，將滯留在台灣資產市場的資金引去買人民幣，抒解房市「泡沫」（其實就是資金沒處去呀。

但是台灣已經太多人相信「錢進中國就是淘空台灣」這句空話，也總是在期待政府要加強管制。卻沒意識到，政府管制恰好方便國共以經逼政，去除管制反而會讓政治企圖無處使力。對國共而言，「有管制的開放」、「有開放的管制」才是他們想要的。 身為支持台灣主體、在地公民自治、自由市場的人，我也只能徒呼負負。


延伸閱讀：國家機器制衡的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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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賦教養專欄】趙介亭：從「五歲以下，台北捷運上可以吃東西」談需要和想要

請先閱讀：【展賦教養專欄】趙介亭：從「五歲以下，台北捷運上可以吃東西」談需要和想要

捷運禁止飲食的規定爭議不斷。支持者認為是台北城市文化的驕傲，反對者認為是正義魔人的自我感覺良好。 最新的發展是，捷運局明令五歲以下孩童不受此限。
有人大呼痛快，這篇文章則從教養現場分享自己如何和孩子溝通規定的意義。 把後設思考法律規定當成教育的一環，這份周到是入情入理。但有個麻煩的地方是，有實際需要的人才會認真去思索規定的意義，沒有實際需要的人卻不會。所以，正義魔人注定難免，被規定困擾的人卻有苦難言。 我個人認為理想的狀況是，從強制罰則改成搭乘建議，而不是多畫一條界線區分權利予奪。畢竟現實世界無奇不有，需要不一定奠基於幼小。

把這條非必要的規定撤除，好讓我們可以直接面對我們當初用強制力打造的叛逆心理，還有長期習慣受規定約束之下，彼此在自律和溝通上的無能。 早一步出發，就早一步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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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具有左派的關懷和右派的視野， 是一件很煎熬的事情

同時具有左派的關懷和右派的視野， 是一件很煎熬的事情。 你一方面得要目睹這世界上的種種苦難，深刻地體會著自己的無能為力。

一方面又要目睹有些人打著解決苦難的旗號，不斷提出一些自以為是的主張。而你卻知道這些主張只會加深那些苦難而已。

我在說的就是租賃法和基本工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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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能要將這款立委放生了

請先閱讀：我們可能要將這款立委放生了…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這本書跟這篇文章的論旨一點關係也沒有好不好。準確點說，甚至是相悖的。

《好》在談的恰好就是人們往往不自覺調動自己在價值觀底層的標準，來對事情下種種判斷。更重要的是，人們往往拒絕承認那些與自己不一樣價值觀的人，認為那些人拒以判斷事情的標準，根本沒有作為標準的正當性。

於是這些自認「我的標準才是正當的，你的標準都是胡扯」的「好人」，便熱衷於調動各種手段，禁止他人的好。所以說「好人總是自以為是」。

但我當然不是要掉書袋，重點是，不要那麼武斷地認為自己的標準最正當，更不要理所當然地認為禁止他人是為了「大家」好。

補一句，我反對放生，和尚別來跟牧師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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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月亮杯募資計畫

看了台灣月亮杯募款計畫的說明信，百感交集。先簡述如下：

1. 月亮杯被政府視為醫療產品，第一例必須經過臨床實驗，曠日費時。
2. 想免除臨床實驗，必須提出產品在美國以及歐盟的上市證明。
3. 但是歐盟並不將月亮杯視為醫療產品，於是也不會有月亮杯的上市證明。月亮杯要循此途徑免除臨床實驗，是不可能的。
4. 但法律是有解釋空間的，根據高人提點的某種商業機密等級的方式，已經另外找到途徑解套了。(也就是說，1-3點都是白講)

透過這個例子，想要說明的是法律成本這個概念。在一個社會當中，人民對自身權利會有種種預期：什麼事情可以做，什麼事情用什麼方式做會要付出什麼代價，我有沒有資格適用某種權利等等。而這些預期，最重要的依據就是法律規範。

這時候我們很直覺的會以為，法律規範得越明確完整細緻，權利預期越明確。但還有另外一個面向，就是法律體系並不是訂定頒佈之後，就會自動同步到所有人的認知當中。人們為了了解自身權益，必須投入時間研究法律或者花錢諮詢專業；政府也必須付出大量行政成本，來做政令宣導。規範越細緻，認知同步的成本就越高。

而即使我們不計成本，又或者說找到了非常低成本的同步方式(比方在所有人的腦袋裡裝個晶片，先假設這不會影響到思想自由)，還是會撞上另一堵牆。那就是現實世界太過複雜，法律規範再完整細緻也難以一一符應。當初自以為周全完備進步的法律規範，隨時隨地都可能變成昧於現實、礙手礙腳的恐龍法規。


延伸閱讀：對小生產者的支持系統，成本由誰來負擔？


上面那個月亮杯的例子，就具體呈現這個問題。有趣的是，市場中的人們，照樣會在給定的框架下鑽出縫來，甚至把法規的僵化，轉化成自身的利基所在。上述那個「商業機密」(其實也就是找到一個政府可以接受的解釋方式，好配合自身的需求)，以及隨之而來的競爭優勢，就是典型的例子。

人們自己會找到出路，這就意味法律規範嚴苛過時也無所謂嗎？恰好相反。把這個情況擺在全球化的視角來看，當其他人用服務創新、儲運流程精進來競爭的時候，我們卻把大量的時間精力花在法律解釋上，在法律解釋能力的層面下競爭。

當然競爭者的湧入，自然會逼得掌握法律解釋先機的先行者，得要從流程優化的角度來競爭。但先前耗費的時間心力，卻除了兌換成先行者短期間的競爭優勢(這簡直已經是變相的行政壟斷了)，對消費者沒有任何益處可言。這就是我們因為法律成本，所造成的社會資源浪費：自己弄了套遊戲玩得很高興，通關了才知道世界根本不是遊戲。


延伸閱讀：所有的規定和立法修法，一定都是某些人基於自己的利益，才會去推動運作出來的


立法者們，往往基於自己對社會的期待，在法律上安排種種厚此薄彼的調控。凡此種種，除了抬高人民釐清權利的成本(因為有好多種資格分別享有不同的權利)、增加權利預期的不確定性(因為你未必如你以為的適用某些資格)之外，也都會誘使人們去追逐法律上的優勢，要使自己成為被法律厚待的那一方。至於原本扶弱抑強的立意，卻往往因為弱勢者不堪法律成本，而變成強者裝弱尋利、弱者反遭排擠的狀況。一番美意卻適得其反。

新政府即將上任，人們都期待大刀闊斧的種種調控作為。反而是這個時候，我們更該緩口氣，按捺一下自己對世界的種種理想主義衝動，不要妄想著用政治力來擺弄這個世界。那將導致整個社會的法律成本節節高升，資源浪費在玩法務虛的遊戲當中，最後以整體社會的競爭力下滑作收。

這時候我想起蔡英文說的，要謙卑、謙卑、再謙卑。希望他記得自己說過的這段話。

羅瑩雪的九局下半

關於羅瑩雪的九局下半：「我忍很久了」

我沒有要幫羅瑩雪講話的意思，但扣除掉她死豬不怕滾水燙的倨傲、矛盾，還有中華民國看似溫和實則軟爛的外交休兵，我看到的是人面對著巨大的現實世界，深刻的無能為力。

當然，同樣是國家機器，也有運行得有效率的。同樣是官員，也有狀況掌握得清楚的。這是我們可以期待政治改進的地方。但我想要提醒的是，這個改進是有限度的。將權力和資訊層層往上集中的組織型態，內部會不斷產生出資訊和決策的損耗，這也就是所謂的規模不經濟。

所以，就算國家機器飽含著善意，裏頭的人全部都沒有私心、滿腔公益熱血，這堵牆還是穿不過去。最好的國家機器，面對瞬息萬變的現實世界，往往也只不過是無能為力而已。更何況有人打算透過中華民國的框架來殖民台灣，向中国獻媚，種種惡意也是剛好而已。

而民主深化的想像，如果只依附在這種層層上溯的組織型態，不管搞什麼審議式民主、公民參與，也只是泥牛入海而已。分散式、在地自決、從身邊做起、不事事仰望國家機器來主持正義的公民自治，才有可能發展出新的組織型態，從而讓民主真的有意義。

肯亞事件

臉書被肯亞事件狂洗，但我建議那些馬上就用主權問題來做直覺反應的朋友，想想一個問題：全世界因為各種因素被外國遣返的台灣人不會只有這一樁，甚至也有外國主動要將台灣人視為中国人的例子。為什麼中国偏偏對這些人那麼執著？只是為了宣揚主權嗎？

如果今天台灣人疑似在中国人主導的跨國詐欺中受害，你還會高喊著一邊一國，認為就讓中国法庭處理中国罪犯嗎？還是會埋怨政府無能，縱放加害者，替受害的台灣人打抱不平呢？如果中国邀請台灣司法體制參與案件的審理，你又要怎麼看待這個邀請呢？站在主權立場拒絕被中国吃豆腐，打死不讓台灣司法體制和中国合作？還是為了落實台灣政府對台灣人的司法主權，接受這個邀請呢？

我不會說這件事情裡，中国方面的處理方式，完全沒有主權宣示上的考量。但是完全只從主權層面看待這件事情，不去顧及這件事情涉及的國際法律差異、跨國司法體制問題，未免把這事情看得淺了。

對小生產者的支持系統，成本由誰來負擔？

今天難得出門，去聽老朋友 謝昇佑去和 @文青別鬼扯的鬼王吵架。釐清農業現況之餘，最後的話題來到「對小生產者的支持系統，成本由誰來負擔？」

謝雖然反對「殘補式的社會福利」，但依然認為政府應該以投資的角度，建立小生產、加工者的支持體系，提供知識、技能上的協助。

謝從兩個方向說明這個主張的好處：一是這種投資可以期待它在產業面創造出的利多，二是放任不管依然會增加社福角度的成本，不如在前端直接投資輔導。

接下來就要凸槽了。

開放市場本身，其實就是這種創新最務實、最直接的支持體系。小生產者的創新，如果真的能被市場接受，很快就會得到投資者、消費者的挹注。不論是通路鋪貨、協助量產、下單消費，資源會不斷湧入。

相反地，這當中只要有一個環節不成立，不論是投資人不青睞、無能推動量產、消費者不買帳(這點尤其重要)，整個創新的商業化就不成立。

而那些真的為社會所需的創新，其實會在消費者的熱烈需求催促之下，一關關打通。就算初始創新者無能成就商業模式，也會有有能力的人願意接盤。所以說，這些創新根本不需要政府來建立什麼支持體系，市場會用需求和價格，直接支持創新商業化過程中的種種成本。

而那些需要政府挹注，把成本外部化到政府建立的支持體系，才能在商業上獲利的創新。講白了，都是些並不被社會急切需要、也不是消費者熱切想要的創新。


延伸閱讀：台灣的經濟為什麼沒有起色？因為我們還在讓孩子穿制服啊！


因為資源有限，所以急不急切會很要緊，也是市場制度用來調度資源的重要指標。但是政府建立的支持體系，卻會用公共支出負擔那些原本無法在商業上成立的創新，讓他們和那些本來就能在商業上成立的創新，一同在市場上存在，呈現出兩者都能在商業上成立的假象。也就是說，扭曲了市場。

這麼一來，就模糊了熱切需求和一般需求之間的疆界，市場機制原本調動資源滿足需求的功能也因此癱瘓。只有用公共支出支持的多元假相，和政策補貼給那些原本無法在商業上成立的小生產者，創造出來的尋租空間。

後退一點來看，這對消費者也是不利的。因為那些小生產者原本可能會進一步嘗試，找出其他能被市場接受的創新。但有了政策補貼，小生產者反而會迷失在「這種創新就足以在市場上立足了」的錯覺，放棄了更多可能性。

我甚至還沒談到政府建立這個支持體系時，可能衍生出的種種與市場脫節、專家學者趁機尋租的問題。總歸一句，不論是什麼形式的補貼，只要會扭曲市場，就沒有好下場。

【重點閱讀】21世紀資本論根本糞作

二十年前，有個工程師用五百多萬賣掉了自己在忠孝東路的房子，出國打拼，想要賺一筆錢。二十年後，工程師如願抱了兩千多萬的存款回來，卻發現原本那間房子漲了，現在要價上億元。看看帳戶裡的兩三千萬，回首過去二十多年打拼的歲月，各種悔不當初。

如果你在這當中嗅到的味道是炒房客好壞心、買空賣空真惡質，你其實只看到表象，並沒有理解這個現象是怎麼產生的。正所謂買方只跟買方競爭，賣方能要價上億，意思是有買方願意出價上億。真正的問題是：這麼多錢哪來的？


延伸閱讀：別再相信短視的政策紅利了，這會帶來更大的悲劇


說穿了這是法幣體制和信用貨幣必然的結果。在貨幣的效力出自法令強制力之後，任何人只要拿得出理由跟銀行貸款，銀行就能用帳戶存款「印鈔票」給他。而對銀行來說，沒有比實體資產抵押的貸款更穩當的了，所以房貸自然是銀行印鈔投資的熱門項目。房價高漲，本質上就是通貨膨脹的結果。

信用貨幣體制不是沒有好處，它讓沒有資本的人可以預支將來的資本，把握眼前的機會，加快發展、協作的腳步。但是當人們頂著風險湧入實體資產市場，沒有跟上的人比方那位工程師，卻顯得像是傻瓜。

這些圍繞著實體資產的「泡沫」價，固然會帶動房地產的建設、投資，從而在供給面紓緩需求的急迫。但是也激發了對於這個現象不明就裡的人，一種粗率而素樸，但經不起推敲的正義感：都是有錢人囤房炒房，我才會買不起房子。

實際上，因為整個體制就在鼓勵人預支未來的資本，在個人理財、國家財政的層面上，大搞赤字預算。尤其是現在的負利率風潮，更已經幾乎要懲罰不跟著玩貸款遊戲的人了。那些抖著膽子跟上去的人，看起來雖然比較體面，至少有間房子，或者手邊有點存款。但其實也是被銀行貸款追著跑。而老老實實沒跟上去的人比方那位工程師，刻苦工作卻身無長物，手裡的錢還越來越不堪用，自然會有相對剝奪感。

而這種相對剝奪感，就會讓那些政治關係良好，可以跟公股銀行大搞無抵押貸款的權貴們有可趁之機。他們把風向帶到投資客身上，認為要加稅加罰，才能抑制房價。但如果你理解了我前面的命題：「房價高漲，本質上就是通貨膨脹的結果」。你就會明白，這充其量只是提高交易成本、造成流通困難。而稅制繁雜衍生出來的法律成本，更是會讓一般人吃不消，動輒踩線挨罰。

整個法幣體制的大框架在那裏，你要不就要政治關係好、要不就要敢陪他們玩貸款，否則買不起還是買不起。買得起的，依舊還是那些跟銀行有門路的達官顯貴，或者捏著鼻子背房貸的小老百姓。加稅加罰，只是精熟門路的權貴利用素樸的民氣，拿冒險投資的小人物祭旗，搜刮民財養肥國家機器。權貴們照樣市場上爽爽賺，檯面下大秤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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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不明就裡地跟著權貴起鬨，認為加稅開罰可以解決房價問題了。這就是傻傻被人利用還自以為正義。

對了補一句，21世紀資本論根本糞作，國家機器和權力的走狗。

後發性現代化國家的困境

後發性現代化國家的困境，在於我們從先進國家看到現代化的惡，就想要跳過這些惡，直接取他們的善。於是我們才剛從威權統治當中走出來，就又打算用福利國家的想像來期待民主政治。

但是英國從光榮革命之後，歷經了三百多年的公民自治傳統，這才讓他們的民主有根柢。台灣人卻普遍都習慣仰望威權，人人熱衷於趨附權力、調動公權力來打壓異己。這種習性和對民主的遐想混雜在一起，就會變成國家機器恣意擴權的沃土。

反正你們這些死老百姓天天就指望著我出來解決問題嘛，我當然打著公平正義民主的旗號，不斷擘劃種種大政、實施各種管制，嚴刑峻法也是剛好而已。你們不知道怎麼處理社會上的某些人，我就幫你們抓起來關住，或者直接槍斃掉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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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政黨全面輪替、理想主義者信心爆棚、轉型正義呼聲高張的時候，更需要保守主義的傳統，來提醒大家要冷靜、淡定。對任何看似大有為、高大上的政策、法令，都要時時戒慎恐懼，謹防國家機器的暗中坐大。

轉型正義最根本的問題，是要搞清楚國家機器對我們做了什麼、我們以後怎麼樣避免國家機器繼續暴走。歷史、加害責任的釐清和追究固然必要，但如果我們一頭追究國民黨，另一頭卻對民主懷抱種種遐想，熱衷於調動權力打壓異己。

這麼一來，沒有對國家機器的戒慎恐懼，轉型正義最核心的內涵反而就被掏空了，變成是拿國家機器的權力，來實現自己的正義而已。而那些表象正義的實現，卻得要用下一輪國家暴力的暴走做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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