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支持政府改革，但不支持政府想要的那種】 前陣子有個菜鳥公務員投書著述，說自己多麼想要有所作為，無奈層層管考，各種稽核、指標、防弊，搞得他難以施展手腳。他在投書裡向林全喊話，期待一個更少科層、更少管制、更高彈性、更大空間的政府體制。 投書一出，林全見獵心喜，馬上奉為上賓，要用他的主張來厲行更革。而凡是掌權者趨之若鶩的「改革」，永遠要留點戒心。 這玩意兒，說穿了其實就是所謂政府企業化，讓政府的運作方式，變得更像企業。你也許以為我老說政府壞話、老幫企業爭取空間，這下子政府要向企業看齊了，我肯定大力支持。 但其實不然。在政府企業化的改革當中，最核心的精神是「課責」。拿新加坡為例，他們的公務員領的是低底薪，加上從施政指標換算的業績獎金。也就是說，你官員亂搞怠惰，砸的是自己的飯碗。 而台灣呢，卻只談尾巴的高彈性、大空間，不談核心的課責。這會導致什麼結果？就是一群公務員，拿納稅人的錢搞自己的創意，做一堆看起來也許很進步、很高尚，但其實和社會需求脫節的自爽勾當。搞不出實益也不妨，反正好官我自為之。 這些「作為」層出，媒體還樂得有故事可報：基層公務員多麼努力改變社會呀，美談一樁。正好幫單位塗脂抹粉，上下交相賊爽成一片。納稅人看了報導，還覺得政府大有為好棒，不知道政府為什麼債檯高築，不知道這些「改革」為什麼總是遙遠的媒體故事，而沒有改善他的生活。 這還是整個圖景裡最好的部份，更大一部份，是官員們打著各種公共利益旗號，開始搞名目分錢。金管會編預算搞天使基金，中小信保基金搞風險投資，說都說是促進產業創新，你想咧。 所以，那位菜鳥公務員的半套企業化，當然會受到林全（或者任一位掌權者）的激賞。這等於在做球給政府，一方面延伸觸角搞擴權、二方面擺脫監督來自爽。 但事情也不是這麼一面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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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經濟學開山祖師的亞當斯密，講穿了很多事情，但也犯了不少糊塗。當中最典型的，就是他對價值的理解。遺憾的是，這部分卻是他最廣為人引用，甚至被左派奉為圭臬的。 斯密如何理解價值？他的理解又出了什麼問題？一個切入點是他的「勞動價值論」，也就是認為只有生產財貨時投注的心力、時間，才是財貨價值的衡量標準。 這裡頭摻雜了老先生對世界的一廂情願：「一個東西花更多勞動來生產，還不該值得更高的價值嗎？」這種想事情的方式，也延續到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當中，按下不表。 但問題是經濟學研究的不是人們對世界的願望，而是真實世界裡人到底是怎麼行動的。而世界並不是這樣運作的，我費盡心思、積累寫的文字，對許多人而言一文不值。我不費力氣、開小腦寫的文案，卻有人願意付錢來換。 如果我認死「勞動價值論」，那好像就被誰虧欠了，或者欺騙了誰。但事實上，誰也沒欠我什麼，我也沒有騙誰。這只說明了：真正存在的，只有每個人基於自身需要和認知，估定的「主觀價值」；而沒有什麼奠基於勞動投入，放諸四海皆準的「真實價值」可言。 但可惜的是，斯密的這項白璧微瑕，至今卻依然泛濫在日常生活甚至政策思維當中。總有人覺得自己苦心創造，就該有人買單，否則就是這世界欠他什麼。也有人迷信成本計算，總想算出事物的「真實價值」。 一旦市場價格比他認定的「真實價值」高了，就說是無良商人炒作；低了，就說是資本家黑心剝削。凡此種種錯誤認知，到頭來，都成了政治力用來正當化自己價格控制的口實。 有人也許會說：我不管價格理論孰是孰非，就算是強扭的，我們整個共同體靠民主機制，共同議定價格，難道還不行嗎？管它價格什麼道理！ 這些人能有這麼堅定的信心，我感到羨慕。但我想台灣人「引以為傲」（戒？」的健保制度，歷經二十多年來的人為價格控制，已經用醫療崩壞的下場，告訴我們：錯誤的價格理論導致錯誤的政策思維，錯誤的政策思維註定導致悲劇的經濟現實。 有機會再說說斯密順著這個錯誤，推導出的另一個同樣大錯特錯，卻同樣風行庶民的謬論：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區分和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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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立法院在推Fintech。但是在科技創新顛覆傳統金融樣態的表面之下，Fintech其實還昭示了經濟政策思維的底層邏輯，正在發生變化。 從上個世紀30年代以來，引領經濟政策思維的，是大名鼎鼎的凱因斯主義。它之所以會竄紅，說穿了其實不值錢：是因為它主張的「擴大貨幣供給」（印錢）、「增加政府支出」（花錢），都有助於政府擴大權力。掌權者想要擴權，凱因斯主義正好為他作嫁，兩方一拍即合，自然風行各國。 但是從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後，我們一方面看到監理機關和銀行之間，注定沆瀣一氣的徒勞；二方面看到量化寬鬆讓權力邊陲為通貨膨脹買單，劫貧濟富的嘴臉；三方面又目睹負利率風潮席捲各國，負利各國卻依舊疲軟無力。 凡此種種，似乎都昭示著凱因斯主義的路線走到了瓶頸：我們不能靠著政府和銀行印錢，來解決問題、創造財富。畢竟金錢只是財富的交易媒介，而不是財富本身。真正能解決問題、創造財富的，是在邊界開放、規則明確的市場當中，彼此合作、交易的人民。 而Fintech乃至於數位經濟的出現，昭示的正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復興曙光。因為奧派總是拒絕政府擴權，所以始終不受各國政府青睞，在和凱因斯的競爭中敗下陣來。如今凱因斯主義漸露疲態，海耶克的書卻在Fintech圈內風行，這絕對不是偶然。 面對著世界的負利率風潮，我擔心的是思惟方式不改，繼續朝著凱因斯主義的死胡同走，只會在貨幣政策無能為力之後，開始加碼財政政策，大搞擴張政府支出。 與其讓政府舉債加稅，把民間的錢搜刮進來幫大家花，搞出一堆裙帶利益集團。不如試試奧派的路線，專心改善法規環境、行政效率，來讓人們在市場當中合作、交易，學著解決自己的問題。 #Fintech #凱因斯主義 #奧地利經濟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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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考慮念什麼系？科系早就落伍了，台灣大學落後世界名校一個世代-風傳媒

本文點出了現象，但我們總是得要追問：為什麼這樣的變革，在台灣沒有發生？什麼樣的結構，阻止了變革的腳步？ 習慣仰望政治權力、菁英擘畫的人，很容易認為這就是觀念不夠進步、人謀不臧的後果。只要教育部專家長進點學習新知，推動相關政策，自然就能從上到下完成模式更新。 但是我看的則是相反的方向：結構的底層缺少了什麼，才讓這些觀念難以進入菁英視野，遑論付諸執行呢？公部門主導的資源分配和模式建立，恐怕正是病根。結構中缺少的，正是直接面對消費者的競爭。 美國名校要不斷變革、提升教育品質，好爭取優秀學生、維持自身威望。因為它們的財政來源主要來自校友捐款，教育的成果，就直接影響校友捐款的意願和能力。它們不斷變革，因為得要對校友社群負責。 台灣名校的核心競爭力，卻是靠歷史偶然和公帑補助砸出來的名校光環。競爭的場域也更多是面向教育部官員，寫計畫爭取補助金分配。而不是面對受影響的學生，也就是將來的校友。反正本來就不靠校友捐款吃飯。 在這樣的結構下，只有方便官員逞威風尋租，上下交賊搞旋轉門，利益歸諸權貴的「競爭」；卻沒有推動教學創新，利益歸諸消費者的競爭。這樣一來，台灣落後幾十年，又有什麼好奇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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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各國政府爭相用貨幣貶值和政策補貼，來拼出口的「貌似」囚徒困境(別人做自己不做就大虧，於是只好雙輸小虧)？ 其實從真正財富（不是金錢）的角度來看，根本沒有囚徒困境可言。別人犯糊塗扭曲價格拼出口，換走我們的外匯存底，帶動台幣貶值。結果會迫使他加碼更多的政策扭曲，才能維持出口「優勢」，我們卻是以逸待勞，坐享對方競貶給我們帶來的高購買力，享用便宜的服務與商品。 所以從財富的角度來看，根本沒有囚徒困境，只有誰犯傻誰倒楣而已。很不幸地，過去這些年，台灣正是犯傻的那個。央行競貶政策補貼拼出口，人民錯把金錢當財富。結果替別人做牛做馬，換來一堆外匯存底給央行炒匯賺錢上繳國庫，人民卻只落得低薪高工時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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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奧運，加上體壇風波不斷，政府與體育界的關係浮上檯面。有些人雖然痛幹中華奧委會，言談之中還是期待用更嚴格的監督、更高尚的專業情操，來打造一個沒有貪污、不亂花錢、對體壇有貢獻的政府部門。 對這些人，我只想提醒一個概念：「向誰拿錢，就會向誰負責」。 人們對運動員的需求，如果真如大家口中所稱那麼殷切，那麼不可或缺。那麼各級運動產業直接爭取民間的支持，直接向消費者負責，會更方便究責。運動用品商贊助各級賽事，正是這個道理。 如果消費者不買帳，那麼拿稅金來充胖子，豈不是慷人之慨嗎？整個產業靠政府採購、投資來撐場面，業者會向官員負責、運動員會被政府綁架。道理很清楚。 更何況再怎麼把錢花在刀口上，還是要養一堆公務員。而缺乏市場機制的檢驗，我們根本無從確認這些公務員有沒有貢獻。民間就不同了，沒有貢獻，就沒人買帳，自然會被逐出市場。 所以，就算沒貪污、沒亂花錢，與其搞政府補助，讓從業人員向政府官員負責，還是不如回歸市場，讓從業人員向消費者負責。消費者自然會告訴他們，什麼是消費者想要的。 最後，如果你看著奧運會，心裡總惦記著獎牌數，為此期待政府不計成本，投注國家資源來奪牌。你的偏好我尊重。但你不認為要我為了你的偏好，繳稅給政府投資在我壓根不在意的事情上，是在不尊重我嗎？ 我寧可把錢拿去給花東孩子買球棒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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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國民黨政府的確不可信，才會搞出那麼多擺爛肥貓。我只能說他太天真了。這不是人好人壞的問題，而是權力的本質就是如此。國民黨會是國民黨，是因為他們曾經擁有絕對的權力。相對地，授予任何人絕對的權力，到最後都會變成國民黨那個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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