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機器制衡的表象

新國會上任之後，每天看新聞，都看到理想主義者們聲嘶力竭，要用各種規定來形塑自己理想中的世界。

有的人覺得孩子是社會共同的責任，要在立法院設置公立托育。
有的人覺得A片教壞因仔大小，要剝奪「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的著作權。
有的人覺得學術期刊黑心貪婪，要動用公權力撤銷著作權轉讓的舊合約，阻止未來的著作權轉讓。
有的人覺得農地應該農用，要立法提高農地轉為他用的門檻。
有的人覺得不可以侮辱原住民，要授權給國家懲罰歧視性言論。
有的人覺得看黃安不爽，要動用國家機器禁止他入境。
有的人覺得賭博害人不淺，就樂見國家機器對賭博開罰取締。

他們都會說，我只是在必要的時候調動國家來制衡不正當的行為。卻忘了他們對立面的人也是這樣想事情的。

那些人覺得殺人犯就是該死，所以要授權給國家處人死刑。
那些人覺得婚姻就是一男一女，所以要國家禁止同性婚姻或者多元成家。
那些人覺得不該突然打開車門，就要國家機器來開罰。

每個人都以為自己不過是針對必要之惡來調動國家機器，一來一回，全部都是國家機器在擴權。而權力在國家手上，會拿來怎麼用你根本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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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歧視性言論的權力，有沒有可能拿來做言論審查？
禁止著作權轉讓的權力，有沒有可能拿來干涉學術自由？
對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著作的侵害，有沒有可能拿來剝奪批判政府言論的正當權利？
裁罰賭博的權力，會不會被拿來收賄甚至逼死弱勢老百姓？

你會說現在是民主時代，我們可以監督。但傾家蕩產的不是你，被國家機器追殺的也不是你。你只會看看新聞，轉貼文章。面對國家機器無能為力的終究不是你。

當然，這還是新聞有報導的情況。更多時候，國家機器對權力的濫用，你根本看不到，也無從關心起。

把自己對世界的理想按捺一下吧。只要經過長時間的對話，那些理想不是沒有實現的可能。但是透過國家機器的強制力來走捷徑，卻往往適得其反地讓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駭人聽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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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條件基本收入不等於最低基本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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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聽無條件基本收入，很多人會把它跟最低基本工資搞混。但兩者並不一樣。前者是不論有沒有工作，無條件發給的社會福利。後者則是規定只要有工作，至少應該得到多少工資的法律規範。

對我而言，相較於授權國家裁罰人民之間合意交易、打壓邊緣性就業(就是最低薪的那些工作)的基本工資，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概念是比較不啟人疑慮的。

事實上，現在人們把這當成福利國家的極致，但當初類似政策的提出，是來自最右派的市場主義經濟學家。理由正是避免政府為了「解決」失業問題，做出各種規範、管制，擾亂經濟活動的效率。

右派經濟學者的考量是，與其遵循凱恩斯主義，用各種管制、建設以及隨之而來的政府擴張，來吸納失業人口，同時忍耐政府的低效、濫權。不如坦盪盪發給津貼，確保人們的基本生活資源，至少不會有各種尋租、扭曲。

但是無條件基本收入仍然要面對一個問題：財源。國家機器畢竟得要用課稅或者舉債的方式，來在人民未必同意或者未必有意識的狀況下，為無條件基本收入買單。

於此相比，民間的社福和慈善機構，比國家機器多了幾分你情我願，也沒有通貨膨脹的隱憂。但是民間得到的捐款，與無條件基本收入所需要的巨大金額相比，顯然是太有限了。

每個支持無條件基本收入的人都得問自己：如果今天有個旨在發放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公益信託基金，我願意付出多少代價，來挹注這個基金呢？

如果大部分人的答案都是：憑什麼有人可以無條件分走我辛苦賺來的錢？那麼期待國家機器用強制力課稅、濫權舉債印鈔完成這件事，豈不是拿自己的權利開玩笑嗎？

無條件基本收入，我支持，很多人都支持。但世上沒有不必付出代價，就能實現的願望。

先當好教書匠還是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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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服輸。

反正今天連農地農用的地雷都踩了，索性多談談自己怎麼想這篇文章的吧。

我覺得這篇文章很務實耶。他不是說不要想當教育家，而是說「每個老師，都該先做好一個教書匠，行有餘力，再來想怎麼當教育家」。

我自己不是沒有教書的經驗，可是坦白講，單就教書能力來講，我自問普普偏劣。說我有沒有想要帶給學生的視野呢？有，可是我的確沒能耐讓學生非常有興趣、非常聽得懂。這是不是就是他說的沒做好教書匠，就想當教育家呢？我自問多少有點這個味道。

我們對孩子能力的期望也是，能獨立思考、自主學習當然很好。但是有些功夫沒有下，真的連閱讀理解都有問題，講得嚴重一點，連打字都不知道怎麼打。當然我們可以期待好奇心倒逼孩子去下那些基本功，但現實中真的是不求甚解的多、刻苦用功的少。

當然，這不代表現在的老師，大家都是好的教書匠，事實上只是應付的也所在多有。也不代表做好教書匠就自動會變成教育家，迷失在表面的知識傳遞的更是多如牛毛。但我認為這篇文章，對於有教育家情懷的人，不失為一個務實的提醒。最起碼我是被點到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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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跑來跟牧師傳道

我的人生中一再遇到和尚跑來跟牧師傳道的狀況。

當我在批判資本主義的時候，剛開眼的獨派跑來跟我說中華民國如何如何。

當我理解市場經濟，批判背後真正搗亂的國家暴力，左派青年跑來跟我說市場如何需要國家制衡。

我只是愛智求真圖自由，痛恨一切束縛人的暴力。但總有人以為我沒走過他走過的軌跡，巴巴地叫我看那邊的風景。

有沒有看過，我心裡有數。真沒看過，我自然會謙卑起來。說誰，誰知道。

臨時停車開車門要增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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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說過，必須要分辨「反對某事」和「支持國家禁止某事」之間的區別。而突然開車門這個例子，恰好可以說明這點。

任何人都反對突然開車門，但我們就因此要支持國家對突然開車門開罰嗎？

這首先有執行上的難處，多突然才算突然？如何落實查核？要警察用監視器監督路邊停著的每一台車輛嗎？

於是這裡出現了第一層權力尋租的空間：擴大監視，以及選擇從哪裡開始擴大監視的權力。

而當突然開車門真正釀成禍事的時候，我們原有的法規不足以釐清責任嗎？過失傷害、過失致死，民事賠償，該賠賠，該罰罰，這樣不就好了？

真正因為開車門釀禍的人，光支應民刑事責任就已經懊悔不已了。以後別說不敢亂開車門，連開車搞不好都有陰影了。國家機器這時候還要跳進來開罰尋租，是什麼意思呢？除了強搶民產之外，對社會有任何幫助嗎？

說到這裡，你應該就能明白，為什麼我雖然反對人們突然開車門，但更反對國家立法裁罰，禁止突然開車門。

覺得什麼不對，就要國家來罰它，這就是典型的威權主義性格。民主社會的公民，對國家機器的任何擴權，都該戒慎恐懼才是

打倒學術期刊付費高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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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怎麼拿貪婪、壟斷等等模糊的字眼潑糞，都沒辦法否認期刊能夠收費，是反映出人們對它在專業審查、學術權威上的需求。

如果人們真的不需要，它空喊高價也是有價無市。畢竟又不是國家認證、法定規費，有什麼好抱怨的？真的覺得高，就自己組織期刊跟它競爭，看能低到哪裡去。

現在是既圖著期刊用審查費、行政費和編輯費堆起來的學術權威，又打著研究公共化的旗子，拒絕接受付款。到時候期刊無法維持，也是魚死網破，誰都沒好處。

最恐怖就是國家介入、收歸公有。表面上收費便宜了，但在權力籠罩下，期刊不再對學術社群負責，而是對國家機器負責。到時候收費再怎麼低，換不到需要的東西也是白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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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別提國家直接把學術權威法定化，逼迫學術社群向國家機器獻媚了。台灣的國科會計畫，不就是這麼回事?

回應彭兄補充說明：
到頭來只有一個問題：如何確保利潤沒有超過他所創造出的價值？除了市場機制之外我們還有什麼別的選擇？

這些期刊的學術權威，來自學術社群多年來的自願交換和共同認可。如果看到這些期刊如今收價頗豐，就回過頭來認為當年的交易糊塗了，打算不認帳，這跟無賴有什麼區別。

而這些期刊也隨時要面對潛在的競爭者的競爭，提供盡可能高品質、低價格的學術權威認可。這也是後進者會覺得難以進入市場的根本原因。如果這些期刊真的以為自己穩坐江山，提取了超額利潤，後進者馬上就會有空間進入市場。

所以把注意力擺在這些期刊現在收取的價錢，並且用主觀意願來主張他的利潤超過價值，我覺得是太武斷了。

反過來說，我倒覺得該檢討的，是世界各地的高教、研究機構相關法規。這當中可能或多或少有規定要引用這些等級期刊的文章，或者升等要在這些期刊上刊登多少文章。

這些僵固規定用權力強制，逼得學術社群非得向這些期刊供稿、採購，而不能自由地依據自己的需求和意願，選擇投稿別的網路平台、尋求別的學術權威。如果要說這些期刊有什麼東西是他不該拿的，這些靠權力創造出的尋租利益，才是他不該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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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焦點，應該擺在各種權力強制的規定當中，有沒有鞏固、擴大這些期刊既有的學術權威。把這些東西拆掉，權力尋租帶來的超額利潤，就會自然釋出。其他的競爭者要進場的空間才會變大。

至於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挑戰這些期刊既有的學術權威，我覺得集體談判議價、聯合抵制、另組期刊，都是很好的嘗試，畢竟都在開放市場中接受學術社群的公評。

但這篇報導偏偏只用一堆主觀的道德詞彙來對這些期刊潑糞，把偷竊的行為正當化成羅賓漢，卻只字不談權力尋租這真正的問題。我覺得作為一篇深入報導，作者是犯迷糊了。但也不難理解，過去那麼多年以來，我他媽也犯迷糊。

從余宛如提議修法讓孩子進立院，看見我們每個人都是彼此的地獄

我覺得放寬當然是好事

余宛如提議修正立法院議場規則，放寬原本只有「出席、列席、首長隨員與會場工作人員」能進入議場的規定，讓立委及首長可以帶三歲以下幼兒進場。此議一出，引發輿論譁然。支持者高舉工作場所應對親職友善的大旗，反對者認為恐有干擾議事效率的疑慮。至於那些覺得新科立委過太爽的情緒性發言，我們姑且不談。

首先我當然是同意放寬的，而且我認為還要加碼。不要只針對三歲以下幼兒，而是只要出、列席人士認可，報備後即可開放進入議場。這也不只是親職友善工作空間的問題，而是這條規定有沒有必要存在、應該用什麼形式存在的問題。

有人會說，要是開放規定，有心人利用權限開放牛鬼蛇神進來，擾亂議事、干擾秩序怎麼辦？我會覺得：有暴力就抓、有犯罪就辦，其他不怎麼辦，社會自有公斷。

要知道現在國會隨選視訊、電視台攝影機到處架設，你要搞把戲，全台灣眼睜睜等著看。如果你帶人帶得有理、有正當性，人民也會接納。你要真有膽量帶人進來干擾議事，後果自負。只要報備在案，找得到人負責，好好壞壞人民自有公斷。

國民黨整天在指控民進黨霸占主席台、批評太陽花攻佔立法院，可是兩次選舉的結果，正說明人們對形式上的秩序和守法沒有興趣，而是更關心國民黨打著秩序和法治的旗號，到底是打算做什麼。

所以我認為，既然是網路時代，就全面開放、大家監督。不要讓這條規定，成為有心人將人民拒於立法院殿堂之外的口實。


法規放寬又如何？你敢帶嗎？


回到三歲孩子的問題。就算法規開放，帶不帶進議場，追究不是法規說了算，還是得回到現實情境當中權衡。帶小孩的要評估孩子失控、影響議事的可能性，評估輿論對這個可能性的容忍程度。反正不影響權力運作，這種限制盡可能放寬，就讓大家自己權衡就好。

而這就讓我們必須要面對，到底是什麼阻擋了親職友善的工作空間？我們又可能用什麼方式，來創造對親職更友善的工作空間？

看看網路留言裡那堆充滿相對剝奪感，覺得「我沒有憑什麼你有」的發言。我敢說就算法規鬆綁，還是鮮少有人敢冒這種風險，去挑戰這些輿論。畢竟這些輿論都是選票、都是民意消長的指標。

即使規定放寬，你真帶孩子進場，要是有什麼吵鬧。到時候就算你聲嘶力竭地喊「我帶孩子我合法」，哪又如何？反對的輿論不買帳就是不買帳。畢竟法律是社會秩序和價值觀的成文衍生物，而不是相反。期待台灣人因為照抄了歐洲的法律，就變得像歐洲人那樣開明、彼此尊重，根本就是理想主義者的自我感覺良好。

跳脫立院，在其他的職場中也是一樣的道理。我可以想像已經有人虎視眈眈地要遊說立法，提出種種友善親職的規定和措施，要求企業遵守。但實際上又如何呢？你的上司和同事都覺得你沒事找事生什麼孩子，你拿什麼去抵抗？結果還不就是摸摸鼻子自願辭職或者停薪嗎？

有人會說，徒法不足以自行，關鍵在落實稽查。拜託，政策落實都有成本的好嗎？柯文哲搞勞動條件普查花了多少資源？裏頭有多少冗贅、尋租的成分？你有那麼放心授權給國家，讓它用各種理由對你的生活指指點點？


真正的進步，不要仰望政府


台灣社會的公共事務討論，在最底層有個威權主義的邏輯。我覺得什麼事情好，就要國家用法令、行政體制來完成它；我覺得什麼事情壞，就要把它入罪、入刑，要國家機器來懲罰它。各方角力，一來一往之下，結果只有國家機器不斷壯大，獲得各種手段來干涉、取締人們的種種行為。為了要「落實」這些規定，又不斷編列預算、增聘人力，把赤字搞得越來越高。

反正政府的錢也是課稅(搶)印鈔(騙)白來的，哪有什麼成本效益考量？當然樂得回應各方需求，並且盤算著怎麼把這些新獲得的權力，拿來兌換成現實中的其他利益。看是打壓競爭對手啦、扶植己方陣營啦，或者直接收賄、徵稅啦。一百萬種你想得到想不到的權力尋租方式，就在理想主義者不斷仰望國家，希望政府出來話事的過程當中，不斷被握有權力的人發明出來。

二戰之前的英美社會，奠基在公民自治傳統之上，對這種大政府的傾向有所忌憚。不會什麼好壞都仰仗國家機器出來話事，反而覺得你政府維持最基本的社會秩序就好，有什麼事情我們自己解決。

與此相對，台灣的公民社會貌似不斷崛起，但是沒有反省這最根本的邏輯，恐怕就是走岔了路，往威權主義的方向邁進。歸根究柢，我們每個人都是彼此的地獄。有什麼樣的公民，才有什麼樣的生活，才有什麼樣的社會。

追求社會的進步沒有捷徑，只有靠著人的改變。期待抄捷徑用權力來落實你的理想，結果只是授出各種權力，養肥政府這頭威權怪獸四處尋租。與其仰望政府來取締什麼親職不友善，不如對正在哺乳的人多一分鼓勵、對正在吵鬧的孩子多一分包容。真實的進步，是得要這樣一點一點拱出來的。

本文刊載於公民行動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