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9日 星期三

【尊重專業是什麼意思?唐代興盛,靠的是抬高價格嗎?】 今天翻到老友的一篇舊文:不尊重專業、亂砍價格到底會有多嚴重?唐代就是這樣滅亡的。文章的主旨很合大眾的胃口:要慣老闆多掏點錢出來,這樣大家都有錢,社會才會進步。總之都是慣老闆黑心的錯,大夥兒聽了就樂呵一陣,罵到高興就各自回家了。 但真實世界的運作邏輯,真的是這個樣子嗎?薪水低,是只要老闆黑心,就可以片面造就的嗎?薪水高,就能確保社會進步嗎?我這裡不說好聽話,一條一條陪大家想清楚。首先,得先把文章開頭的pinkoi案例,和後面的唐代漕運政策分開來看。因為前者是民間對民間的經濟交易,後者是政府調動資源的施政決策,不能混為一談。 從pinkoi的案例講起 作者主張慣老闆該多掏錢的理由,是薪水應該考量專業人士培養技能時投入的種種「成本」。姑且不談這在現實上如何操作,這個觀念混淆了成本和價格之間的關係,認為價格應該配合成本來訂定。但任何有基本經濟學觀念的人都知道,決定價格的是供給和需求,跟成本沒有關係。 這聽起來很教條,但只要看看這篇文章出現在你眼前這個事實,其實道理就很明顯。如果從成本來考量,那麼我就該把我多年閱讀、書寫的精力都算進去,幫這篇文章標個還不低的價錢,你得要付了費才能看。但事實是,我心知肚明,對你而言,我投注的精力甘你屁事,你只問你自己是不是想看我對這件事的觀點,想到願意付錢的程度。 相對地,如果你就是想看我寫文章,想到願意付錢支持我呢?那麼就算我把文章公開在網路上,你照樣會願意打賞不是嗎?是你的需求賦予我的書寫「可成立的價格」,成本充其量只是我定價格的參照點,卻沒辦法保證價格能成交。沒有需求硬要供給,結果就得像我這樣,自己貼錢打廣告給別人看。所謂的合理價格,跟我投注的精力也就是成本,沒有一毛錢關係。 想多了解價值和價格理論,你可以看看這兩篇: 價值理論為何重要? https://goo.gl/98OpMJ 續談價值理論 https://goo.gl/P32Os8 成本與價格真正的關係 成本和價格之間真正的關係,不是前者決定後者,甚至是倒過來。人們在各種投資決策當中,是觀察市場上的需求以及需求造成的價格,再權衡自己能投入多少成本。如果供給充分、價格走低,那麼人們就傾向不要再投入更多;反之,則是增資投入的機會。成本和價格的對比,節制了無意義的供給,鼓勵人們滿足殷切的需求,道理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你也許會說,可是這些專業人士受的訓練和成本,都已經投入了呀。沒錯,對我而言也是一樣。但如果我要求你們為我的成本買單,你們會做何感想呢?還是那句老話:甘我屁事對吧?而我能做的是什麼呢?不就是盡可能把道理說明白,說到你了解、認同,覺得我的文章夠重要,重要到你們願意付錢嗎? 在其他專業而言,也是一樣的道理。你花了很多年學口譯,可是人們有什麼理由非要你不可呢?你譯得比別人流利、口條比較幽默、學養比較豐富嗎?也就是說,人們真的需要你的「專業」嗎?你的專業,能為人們帶來多少好處呢?如果沒有,人們有什麼理由要為了你過去的投資買單呢? 覺得自己的專業被低估,就努力去滿足、挖掘人們的需求。罵慣老闆黑心是沒有意義的,就好比我如果罵你怎麼可以看免錢的,低估我的專業,你也就把我當一神經病而已。如果講到這裡,你還堅持是老闆黑心、罵慣老闆是正辦,那就請你言行一致,別做個踐踏專業尊嚴的慣讀者,用力地打賞吧。 獨立寫作求打賞 https://goo.gl/ZXToaC 政府採購又是另一回事 雖然作者把pinkoi和唐代漕運混在一起講,但我得說這真是兩碼事。政府發餉用的是公帑稅金,即使在皇權時代,都要順應天意(也就是民心),在民主時代,就更只是代為管理的專業經理人而已。一個經理人瞎咧咧著尊重專業,整天甩著老闆的銀子做散財童子,這像話嗎?拿唐代政府搞漕運的事情,來主張要慣老闆多花錢,根本是牛頭不對馬嘴。 如果我們拿現代政治的格局來看,就更清楚了。種種分權、監督、稽核、評鑑機制,都是要解決一個核心問題:人民把權力讓渡給少數人,要如何確保這少數人真的有在做好事呢?尤其當共同體越來越大、政府組織、公共事務越來越複雜,沒有誰能追究所有細節,量化的績效評估指標就變得非常重要。沒有有意義的量化指標在盯著,公帑分分鐘等著落進裙帶廠商的口袋裡。 拿台灣好玩卡為例,政府每年砸兩千多萬的預算,在透過台灣好玩卡,做地方特色觀光的行銷。但是關鍵績效指標,居然設定在「發卡種類數」而不是「銷售營業額」。這就注定了整個行銷案變成「有發行、有宣傳就好」的形式主義,真正的效果卻非常可議。政府花大筆公帑卻沒有實際成效,中間執行的廠商就難免裙帶利益之譏。 想更了解台灣好玩卡的荒謬,請參考這篇: 想見證政府的低效率,看它賣東西最準 https://goo.gl/fq4xGv 劉晏真正的貢獻是什麼? 帶著這個視角,我們回頭來看劉晏的貢獻,其實就不是財政政策上的「多花點錢買好貨」,而是管理技術上的「制定關鍵量化指標」。光會花錢,是沒辦法買到好貨的,他真正解決的問題,是行政管理學意義上的「如何確定每一分錢,都有換到更好的品質」。也就是說,不是靠著他大方,而是靠著他摳門,才讓漕運的品質能夠提升。制定對的KPI,並且確實執行到位,這才是劉晏搞漕運成功的秘訣。光是矇著頭發錢,不只成就不了強盛,只會搞出各種肥貓旋轉門官商勾結。 而什麼樣的指標才是有意義的呢?這是個大話題,得要回到不同的領域、脈絡中分別處理,這裡只能談談大的方向。如今政府整天在談各種量化績效,裏頭有意義的指標其實鮮少,比方擴大國旅方案所聲稱的「效益」、台灣好玩卡訂定的KPI,事實上就非常可議。 關鍵在於,政府宣揚政績、人民檢驗政府的時候,總是沒有機會成本的概念。沒有意識到這些看得見的成果,是犧牲了其他看不見的東西,才能夠達成的。這樣一來,就會只強調政府調動資源「做出來了什麼」,但用其他方式做,或者把資源留在民間,讓人民自己來,能締造的效益反而更好。這些機會成本一天進不了公眾的認知和視野當中,人民就只好任由政府忽悠了。 相對地,如果有了機會成本的觀念,你就會發現在絕大部分的領域當中,政府都沒理由幹得比民間更好、更有效率。真正該它做的事情,其實是那些受限於技術條件、社會發展狀況,還沒辦法由民間自己來做,或者說,由民間自己來做交易成本太高的事情。但如今可完全不是這回事,大量的領域都有人打著基本人權的旗號,要政府進場主持。從醫療、教育到托育,越主持效率越差、肥貓越多。到頭來,也是全民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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