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界中，有一種邪門歪道，痴迷於數學計算。他們開口就是效用函數，做研究靠的是統計軟體，熟練各種曲線、均衡公式。
因為看的是數字，跑的是統計，他們對政府干預十分有信心。他們相信：關於最低工資，我們可以在邊際上，找到「薪資提高增加的效用」減去「邊緣性失業減少的效用」，可能得到的最高效用。把最低工資定在這個點，整個社會的效用就能最大化。
至於那些邊緣性失業的人，他們會再計算。要在邊際稅率上，找出「失業者接受社福增加的效用」減去「有錢人被課稅減少的效用」，可能得到的最高效用。把邊際稅率和社會福利定在這個點，整個社會的效用就能最大化。
接受社會福利的人，會在收入增加的過程中，遭遇極高的邊際稅率（比方多賺一萬，少領八千），削弱了增加收入的動機，怎麼辦？他們還是相信，可以找出「仍然願意脫離社福自立者增加的效用」減去「因此依賴社福不事生產者減少的效用」，最高的那個點。
總而言之，對他們來說，世界就像是個模擬遊戲。只要套公式計算一下，調整政策上的各種參數，就會欣欣向榮，跑出最好的結果。但他們在方法論上就出了根本的問題。
一是效用這東西，只在實驗室的電腦中，可以化成漂亮的數字。現實生活中，人的偏好不同、際遇不同，彼此之間的效用根本不可共量。他們設定的效用參數，只能是一己的武斷，而沒有現實上的基礎。
二是耽溺於靜態的世界觀，卻忽略現實世界是不停變動的，未來是充滿不確定的。就算我們退一萬步，同意某組參數，在某個時間點是最佳的。但轉眼之間，技術就在發展、資源就在流動、情境就在變化。未來無法預測，參數馬上過時。
說穿了，這些人跟主動式投資經理人沒什麼分別，都懷抱著「要命的自負」，假裝自己掌握了窺測未來的秘訣，要說服客戶買單。差別只在於，投資經理人是利用客戶想要一獲千金的心理，大賺交易費和管理費；這種經濟學家則投政府之所好，為各種宏觀微觀調控，給出漂亮的評估數字。
這並不是說，經濟學就不需要、不應該談數字了。數字是要談的，問題是你拿數字來做什麼，是伴隨著謹慎的推論，試著理解那些乍看之下看不懂的現象？還是和政治力綁在一起，試著回答一些自己也不知道答案的問題，為政府的作為擦脂抹粉？
很無奈的，也不出意料的，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這種邪門歪道卻佔據了最多的資源，成為高等教育中的主流，為政府的干預提供各種「依據」。有趣的是，公共選擇學派的理論，早已預測到這一點：因為政府的種種干預作為，符合民眾的直覺，容易得到支持，政府當然也樂得配合；反而是尊重市場的「不干預」，太挑戰民眾常識，不容易獲得支持，政府何苦來哉？
我期勉自己不要走上邪路，而要跟著米塞斯、傅里德曼、阿爾欽、科斯、布坎南這些智者的腳步，節制自己的自負，謙卑地探索這個複雜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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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26日 星期三
論無人空城鄂爾多斯
先讀這篇：華麗悲歌？還原世界最華美的無人空城－內蒙古鄂爾多斯市
有朋友認為，要造鎮首先得有工作機會，有工作機會人們才願意來，有人願意來，蓋房子才有意義。但是這個問題，不是「先有居住需求還是先有硬體建設」這麼簡單。
光從時間順序上來說，終究是先有硬體建設，人們才能具體考慮自己需不需要這些房子。但是建商為什麼敢投資硬體建設？說穿了是考量政策、產業發展等等因素，用猜的。因為建商沒辦法十年前就先跟誰打好契約，通通預售完畢才來投資。
為什麼沒辦法？問你自己一個問題就好，十年前你知道自己今天會住在哪嗎？今天你知道自己十年後要住在哪嗎？消費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十年後要的是什麼，人海茫茫，建商又上哪找出這些潛在消費者，來打約預售呢？
也就是說，雖然要先有硬體建設，人們才能具體考慮自己需不需要這些房子。但建商也得要猜測將來會有需求，才會先把這些房子蓋起來。
然而鄂爾多斯的開發案，為什麼會這麼離譜呢？對於如今空無一人的窘境，建商心裡真的都沒譜嗎？其實建商未必不知道，問題是今天投資的是政府，他們只負責接工程。不論房子有沒有人要、有沒有人住，他們照樣領工程款。對政府官員而言，反正是配合中央政策，照計畫花錢辦事，計畫腰斬、乏人遷入，也不會怎麼樣。
既然沒有人需要為了這個猜測的準確與否付出代價，當然就不會有人認真評估需求，房舍款式數量就算不符合需求，也不會有人踩煞車，反正蓋得起來能交差就好。建商賺到工程款，官員完成上級命令，各爽各的。
但事實上，還是有人為此付出代價的，那就是納稅人，他們的稅金被官員浪擲，進了建商的口袋，卻沒有享受到相應的建設。還有其他的消費者也倒了楣。大量的建築材料、人力，被這些慷納稅人之慨的工程案搶走，其他建案或者用途想要取得這些材料、人力，就被迫付出更多代價。
這些代價隱而不顯、分攤在全民之間，所以沒有誰真的發現自己倒了楣，自然也就不會跳出來反對。又或者說，就算反對，也搞錯癥結點，以為問題出在官員愚蠢。
問題不在官員愚蠢，而是在政府由上而下計劃都市的結構當中，不論是建商或者官員，沒有人需要為愚蠢付出代價。建商、官員得到好處，卻不用付出代價；納稅人、消費者付出代價，卻無法得到好處。是這個制度結構出了問題，而不是誰愚蠢的問題。這個結構不改，你就可以預期，下次還會有人犯蠢，而他依然不用付出代價。
可以想見的是，接下來為了化解窘境，中國政府又會由上而下地，推動招商、移入獎助政策。到時候肯定會有大量的廠商，奔著獎助而來，占盡納稅人的便宜卻沒必要認真做生意。用政策打造的泡沫，終將召喚下一輪的政策泡沫。而今政府要大興社會住宅，又會是誰來得到好處？誰在付出代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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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認為，要造鎮首先得有工作機會，有工作機會人們才願意來，有人願意來，蓋房子才有意義。但是這個問題，不是「先有居住需求還是先有硬體建設」這麼簡單。
光從時間順序上來說，終究是先有硬體建設，人們才能具體考慮自己需不需要這些房子。但是建商為什麼敢投資硬體建設？說穿了是考量政策、產業發展等等因素，用猜的。因為建商沒辦法十年前就先跟誰打好契約，通通預售完畢才來投資。
為什麼沒辦法？問你自己一個問題就好，十年前你知道自己今天會住在哪嗎？今天你知道自己十年後要住在哪嗎？消費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十年後要的是什麼，人海茫茫，建商又上哪找出這些潛在消費者，來打約預售呢？
也就是說，雖然要先有硬體建設，人們才能具體考慮自己需不需要這些房子。但建商也得要猜測將來會有需求，才會先把這些房子蓋起來。
然而鄂爾多斯的開發案，為什麼會這麼離譜呢？對於如今空無一人的窘境，建商心裡真的都沒譜嗎？其實建商未必不知道，問題是今天投資的是政府，他們只負責接工程。不論房子有沒有人要、有沒有人住，他們照樣領工程款。對政府官員而言，反正是配合中央政策，照計畫花錢辦事，計畫腰斬、乏人遷入，也不會怎麼樣。
既然沒有人需要為了這個猜測的準確與否付出代價，當然就不會有人認真評估需求，房舍款式數量就算不符合需求，也不會有人踩煞車，反正蓋得起來能交差就好。建商賺到工程款，官員完成上級命令，各爽各的。
但事實上，還是有人為此付出代價的，那就是納稅人，他們的稅金被官員浪擲，進了建商的口袋，卻沒有享受到相應的建設。還有其他的消費者也倒了楣。大量的建築材料、人力，被這些慷納稅人之慨的工程案搶走，其他建案或者用途想要取得這些材料、人力，就被迫付出更多代價。
這些代價隱而不顯、分攤在全民之間，所以沒有誰真的發現自己倒了楣，自然也就不會跳出來反對。又或者說，就算反對，也搞錯癥結點，以為問題出在官員愚蠢。
問題不在官員愚蠢，而是在政府由上而下計劃都市的結構當中，不論是建商或者官員，沒有人需要為愚蠢付出代價。建商、官員得到好處，卻不用付出代價；納稅人、消費者付出代價，卻無法得到好處。是這個制度結構出了問題，而不是誰愚蠢的問題。這個結構不改，你就可以預期，下次還會有人犯蠢，而他依然不用付出代價。
可以想見的是，接下來為了化解窘境，中國政府又會由上而下地，推動招商、移入獎助政策。到時候肯定會有大量的廠商，奔著獎助而來，占盡納稅人的便宜卻沒必要認真做生意。用政策打造的泡沫，終將召喚下一輪的政策泡沫。而今政府要大興社會住宅，又會是誰來得到好處？誰在付出代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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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7日 星期三
沒有建商就會天下太平嗎？李茂生教授，你錯了。
先讀這篇：年輕人買不起房 李茂生：犧牲建商救國就不能考慮嗎？
因為對真實世界經濟運作方式的理解非常幼稚，李教授提出的這個解決方案，也就顯得非常幼稚。他以為「建商」是個天上掉下來的惡魔黨，只要剷除了就會天下太平，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接下來，我們還是得面對許多真實的問題：產業聚落、交通設施的格局會改變，誰來決定什麼時候在哪裡蓋什麼樣的房子？房子年久失修、設備老舊，誰來決定哪些屋子要拆掉重建？哪些屋子要如何維護？這些動作，又要在什麼時候進行？
在最終極的意義上，這些決策的決定權在於消費者。但是消費者的偏好資訊既隱密又分散，還會不斷變化。連今年的你自己，都不知道三年後的你自己，會需要什麼樣的房子，誰又有能力預測未來呢？
於是，不論是政府或者某個私人機構，勢必得要在極度有限的資訊之下，猜測消費者的需求，在某個時間、某個地方蓋某個樣式的房子。因為資訊不充分，世界充滿不確定性，這些猜測勢必會有誤判的風險。興建的時間點、蓋的地段、選的房型，可能不是消費者要的。這樣一來，就會有資源浪擲的問題。
既然誤判難以避免、資源有限不堪浪費，我們只能去想：怎麼樣激勵人們做出最佳的判斷，並且在做出錯誤判斷的時候，能夠迅速修正呢？這時候找專家學者來講道理是沒有用的，你說這樣對，他說那樣對，怎麼說都有道理。歸根究柢，我們得要有個機制，讓做出正確判斷的人，能夠得到獎勵；做出錯誤判斷的人，得要付出代價。
相反地，市場機制，本身就內建這樣的獎懲。選對時間地段樣式，房子賣得順手、有利可圖，做出正確判斷的人，自然能夠得到獎勵；房子賣不順手、還得降價求售，做出錯誤判斷的人，自然得要付出代價。因為得要付出代價，錯誤得以盡速修正，資源從而減少浪費。
而我們回過頭來看，那些猜測消費者需求，並且盡力做出最佳判斷好獲利、得要因為錯誤判斷付出代價的人，不就是建商嗎？被李教授講得像是天上掉下來，只要剷除掉再靠政府來取代，就可以天下太平的建商。其實，根源是來自人們的需求。建商的確是衝著自身的利潤而行動，卻在無形中減少了資源的浪費，更有效率地滿足人們的需求。
李教授以為建商是問題的根源，其實建商的存在，是在解決政府主導下，供給缺乏誘因、錯誤難以修正的問題。把建商剷除，靠政府來主導住房供給，我們還是得要解決這些問題。而民主選舉、審議民主、參與式預算這些嘴砲花招，可沒辦法創造足夠的誘因，來解決這些問題。
如果說你心有不安，總還惦記著「窮人怎麼辦？」那麼我的建議是：直接了當一點，發錢搞重分配。讓窮人變得不那麼窮，可以到市場上出價競爭。不要把解決問題的人（建商）當成問題解決，以為沒有利潤就沒有價格，沒有價格就沒有稀缺。
因為你想要的，別人可能也會想要，就算不讓人們用出價來競爭，人們還是得要用別的方式（比身家、比勢力、比窮、比戶籍）來搶好的地段、喜歡的房型。就算不讓金錢來表達價格，稀缺它終究不增不減，它，就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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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對真實世界經濟運作方式的理解非常幼稚，李教授提出的這個解決方案，也就顯得非常幼稚。他以為「建商」是個天上掉下來的惡魔黨，只要剷除了就會天下太平，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想像一個沒有建商的世界
我們就假設一下，我們真的把建商消滅了，從零開始。天下真的就會太平嗎？接下來，我們還是得面對許多真實的問題：產業聚落、交通設施的格局會改變，誰來決定什麼時候在哪裡蓋什麼樣的房子？房子年久失修、設備老舊，誰來決定哪些屋子要拆掉重建？哪些屋子要如何維護？這些動作，又要在什麼時候進行？
在最終極的意義上，這些決策的決定權在於消費者。但是消費者的偏好資訊既隱密又分散，還會不斷變化。連今年的你自己，都不知道三年後的你自己，會需要什麼樣的房子，誰又有能力預測未來呢？
於是，不論是政府或者某個私人機構，勢必得要在極度有限的資訊之下，猜測消費者的需求，在某個時間、某個地方蓋某個樣式的房子。因為資訊不充分，世界充滿不確定性，這些猜測勢必會有誤判的風險。興建的時間點、蓋的地段、選的房型，可能不是消費者要的。這樣一來，就會有資源浪擲的問題。
既然誤判難以避免、資源有限不堪浪費，我們只能去想：怎麼樣激勵人們做出最佳的判斷，並且在做出錯誤判斷的時候，能夠迅速修正呢？這時候找專家學者來講道理是沒有用的，你說這樣對，他說那樣對，怎麼說都有道理。歸根究柢，我們得要有個機制，讓做出正確判斷的人，能夠得到獎勵；做出錯誤判斷的人，得要付出代價。
如何透過獎懲，矯正資源浪費？
如果不論決策對錯，都只是幾場嘴砲會議就能了事。那麼整個制度，就注定衍生出種種資源浪擲。政府拿公帑搞社會住宅，正是這樣一種機制：做對，沒有人會得到獎勵，做錯，沒有人會需要付出代價。既然錯誤不用付出代價，自然沒有動機修正，自然造成資源浪費。相反地，市場機制，本身就內建這樣的獎懲。選對時間地段樣式，房子賣得順手、有利可圖，做出正確判斷的人，自然能夠得到獎勵；房子賣不順手、還得降價求售，做出錯誤判斷的人，自然得要付出代價。因為得要付出代價，錯誤得以盡速修正，資源從而減少浪費。
而我們回過頭來看，那些猜測消費者需求，並且盡力做出最佳判斷好獲利、得要因為錯誤判斷付出代價的人，不就是建商嗎？被李教授講得像是天上掉下來，只要剷除掉再靠政府來取代，就可以天下太平的建商。其實，根源是來自人們的需求。建商的確是衝著自身的利潤而行動，卻在無形中減少了資源的浪費，更有效率地滿足人們的需求。
李教授以為建商是問題的根源，其實建商的存在，是在解決政府主導下，供給缺乏誘因、錯誤難以修正的問題。把建商剷除，靠政府來主導住房供給，我們還是得要解決這些問題。而民主選舉、審議民主、參與式預算這些嘴砲花招，可沒辦法創造足夠的誘因，來解決這些問題。
有錢人買走房子，窮人怎麼辦？
這些大道理，其實也不用我來推理。中國在改革開放前的住房供給，就是由政府「按需興建」、「按需分配」。裏頭多少貪贓尋租不說，改革開放前的住房質量，和改革開放後的住房質量，孰好孰壞，中國人自己心裡有數。如果說你心有不安，總還惦記著「窮人怎麼辦？」那麼我的建議是：直接了當一點，發錢搞重分配。讓窮人變得不那麼窮，可以到市場上出價競爭。不要把解決問題的人（建商）當成問題解決，以為沒有利潤就沒有價格，沒有價格就沒有稀缺。
因為你想要的，別人可能也會想要，就算不讓人們用出價來競爭，人們還是得要用別的方式（比身家、比勢力、比窮、比戶籍）來搶好的地段、喜歡的房型。就算不讓金錢來表達價格，稀缺它終究不增不減，它，就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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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1日 星期四
論《炒房與鴉片》
先讀這篇：炒房與鴉片
有人希望我回應一下這一篇。
這位仁兄滿口土地房屋穩賺不賠論，認為只要持有土地或房屋，就能剝削所有人的努力成果。這論點擺到現實中其實很可笑：東區店面租不出去，房租不夠付房貸的時候，他的穩賺不賠論跑到哪裡去了呢？說好的穩定獲利、全面剝削呢？
既然穩賺不賠，再高的房貸也可以擔得下來嘛，反正回頭收租剝削其他人就好了。這時候又說我是因為道德高尚所以不進場？別噁心了。事實是市場在變、人群在變、需求在變，在不斷變化的現實世界裡，沒有什麼是穩賺不賠的。
可是人們不管現實中有多少人拋屋求售，徒有土地沒得剝削，只要「感覺」自己買不起理想的物件，「感覺」自己租不起理想的房子，自然就「感覺」房東肯定是穩賺不賠。這種從穩賺不賠論出發，推論到地主萬惡的感想，自然非常討好。
對於這樣只有一堆情感上很討好的感覺描述，卻沒有具體論點的文章，要回應有點困難。比方說，他到底主張什麼呢？地主萬惡要改革，什麼樣的改革呢？既然沒有說是什麼樣的改革，當然也就不會去談為什麼是這樣的改革。這些問題通通沒有講，我要回應什麼呢？
而這種「感覺」很正確，用詞很討好的文章，丟到輿論當中，會醞釀出來的是什麼？當然就是政府順著這種「感覺」，提出一堆「說起來意圖良善，但實際上無涉解決問題，只關於擴權加稅」的「改革方案」。比方房屋交易課重稅、非自用持有課重稅，可這跟打房有什麼關係呢？這跟滿足居住需求，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只會導向一人一屋、消弭交易的實質房屋配給制。有人會說，每個人都有房子，這樣就保障了住的基本人權。但現實世界的需求，不是有得住就好，還要看住在哪？住什麼樣的房子？於是人們還是得在區位上競爭、在品相上競爭。
麻煩的是，在實質房屋配給制底下，核心的競爭標準，就會變成先搶先贏。我先卡到好地段的大房子，我就有政策給我的保障紅利。注定晚進場的年輕人們，這樣有比較開心嗎？這種競爭方式，對社會整體進步有什麼幫助呢？
競爭方式對社會整體進步有什麼幫助？這是個很重要的思維重點。一個社會採取什麼樣的競爭方式，會導致這個社會朝不同的方向發展。只要大家說好，我們也可以比窮、比人頭、比排隊，這些也是競爭方式。但這種競爭方式，對社會上的其他人沒有貢獻，對社會進步沒有幫助。進行這種競爭，會導致價值耗散。
相對的，大家比出價，看起來很銅臭。但除了連戰、裕隆嚴那種黨國權貴之外，誰的錢也不是白來的，都是滿足了某個人的需求、解決了某個人的問題，人家才會願意給你的。比有錢，回頭大家就得對別人的生活有貢獻，財富才會增長（我總得重複這句：財富不是金錢，是商品和服務），社會才會進步。
至於權貴、行政壟斷、既得利益，掃除這些事情就是我現在工作的目標。不求甚解不幫忙沒關係，不要動不動就反市場、反價高者得，要政府進場干預。因為這些干預通通會導向另一個競爭方式：比關係、比權勢。而這種競爭方式，恰好是我們誰也不樂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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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希望我回應一下這一篇。
這位仁兄滿口土地房屋穩賺不賠論，認為只要持有土地或房屋，就能剝削所有人的努力成果。這論點擺到現實中其實很可笑：東區店面租不出去，房租不夠付房貸的時候，他的穩賺不賠論跑到哪裡去了呢？說好的穩定獲利、全面剝削呢？
既然穩賺不賠，再高的房貸也可以擔得下來嘛，反正回頭收租剝削其他人就好了。這時候又說我是因為道德高尚所以不進場？別噁心了。事實是市場在變、人群在變、需求在變，在不斷變化的現實世界裡，沒有什麼是穩賺不賠的。
可是人們不管現實中有多少人拋屋求售，徒有土地沒得剝削，只要「感覺」自己買不起理想的物件，「感覺」自己租不起理想的房子，自然就「感覺」房東肯定是穩賺不賠。這種從穩賺不賠論出發，推論到地主萬惡的感想，自然非常討好。
對於這樣只有一堆情感上很討好的感覺描述，卻沒有具體論點的文章，要回應有點困難。比方說，他到底主張什麼呢？地主萬惡要改革，什麼樣的改革呢？既然沒有說是什麼樣的改革，當然也就不會去談為什麼是這樣的改革。這些問題通通沒有講，我要回應什麼呢？
而這種「感覺」很正確，用詞很討好的文章，丟到輿論當中，會醞釀出來的是什麼？當然就是政府順著這種「感覺」，提出一堆「說起來意圖良善，但實際上無涉解決問題，只關於擴權加稅」的「改革方案」。比方房屋交易課重稅、非自用持有課重稅，可這跟打房有什麼關係呢？這跟滿足居住需求，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只會導向一人一屋、消弭交易的實質房屋配給制。有人會說，每個人都有房子，這樣就保障了住的基本人權。但現實世界的需求，不是有得住就好，還要看住在哪？住什麼樣的房子？於是人們還是得在區位上競爭、在品相上競爭。
麻煩的是，在實質房屋配給制底下，核心的競爭標準，就會變成先搶先贏。我先卡到好地段的大房子，我就有政策給我的保障紅利。注定晚進場的年輕人們，這樣有比較開心嗎？這種競爭方式，對社會整體進步有什麼幫助呢？
競爭方式對社會整體進步有什麼幫助？這是個很重要的思維重點。一個社會採取什麼樣的競爭方式，會導致這個社會朝不同的方向發展。只要大家說好，我們也可以比窮、比人頭、比排隊，這些也是競爭方式。但這種競爭方式，對社會上的其他人沒有貢獻，對社會進步沒有幫助。進行這種競爭，會導致價值耗散。
相對的，大家比出價，看起來很銅臭。但除了連戰、裕隆嚴那種黨國權貴之外，誰的錢也不是白來的，都是滿足了某個人的需求、解決了某個人的問題，人家才會願意給你的。比有錢，回頭大家就得對別人的生活有貢獻，財富才會增長（我總得重複這句：財富不是金錢，是商品和服務），社會才會進步。
至於權貴、行政壟斷、既得利益，掃除這些事情就是我現在工作的目標。不求甚解不幫忙沒關係，不要動不動就反市場、反價高者得，要政府進場干預。因為這些干預通通會導向另一個競爭方式：比關係、比權勢。而這種競爭方式，恰好是我們誰也不樂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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