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走邪路

經濟學界中，有一種邪門歪道，痴迷於數學計算。他們開口就是效用函數，做研究靠的是統計軟體，熟練各種曲線、均衡公式。

因為看的是數字，跑的是統計，他們對政府干預十分有信心。他們相信：關於最低工資，我們可以在邊際上，找到「薪資提高增加的效用」減去「邊緣性失業減少的效用」，可能得到的最高效用。把最低工資定在這個點，整個社會的效用就能最大化。

至於那些邊緣性失業的人，他們會再計算。要在邊際稅率上，找出「失業者接受社福增加的效用」減去「有錢人被課稅減少的效用」，可能得到的最高效用。把邊際稅率和社會福利定在這個點，整個社會的效用就能最大化。

接受社會福利的人，會在收入增加的過程中，遭遇極高的邊際稅率（比方多賺一萬，少領八千），削弱了增加收入的動機，怎麼辦？他們還是相信，可以找出「仍然願意脫離社福自立者增加的效用」減去「因此依賴社福不事生產者減少的效用」，最高的那個點。

總而言之，對他們來說，世界就像是個模擬遊戲。只要套公式計算一下，調整政策上的各種參數，就會欣欣向榮，跑出最好的結果。但他們在方法論上就出了根本的問題。

一是效用這東西，只在實驗室的電腦中，可以化成漂亮的數字。現實生活中，人的偏好不同、際遇不同，彼此之間的效用根本不可共量。他們設定的效用參數，只能是一己的武斷，而沒有現實上的基礎。

二是耽溺於靜態的世界觀，卻忽略現實世界是不停變動的，未來是充滿不確定的。就算我們退一萬步，同意某組參數，在某個時間點是最佳的。但轉眼之間，技術就在發展、資源就在流動、情境就在變化。未來無法預測，參數馬上過時。

說穿了，這些人跟主動式投資經理人沒什麼分別，都懷抱著「要命的自負」，假裝自己掌握了窺測未來的秘訣，要說服客戶買單。差別只在於，投資經理人是利用客戶想要一獲千金的心理，大賺交易費和管理費；這種經濟學家則投政府之所好，為各種宏觀微觀調控，給出漂亮的評估數字。

這並不是說，經濟學就不需要、不應該談數字了。數字是要談的，問題是你拿數字來做什麼，是伴隨著謹慎的推論，試著理解那些乍看之下看不懂的現象？還是和政治力綁在一起，試著回答一些自己也不知道答案的問題，為政府的作為擦脂抹粉？

很無奈的，也不出意料的，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這種邪門歪道卻佔據了最多的資源，成為高等教育中的主流，為政府的干預提供各種「依據」。有趣的是，公共選擇學派的理論，早已預測到這一點：因為政府的種種干預作為，符合民眾的直覺，容易得到支持，政府當然也樂得配合；反而是尊重市場的「不干預」，太挑戰民眾常識，不容易獲得支持，政府何苦來哉？

我期勉自己不要走上邪路，而要跟著米塞斯、傅里德曼、阿爾欽、科斯、布坎南這些智者的腳步，節制自己的自負，謙卑地探索這個複雜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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