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鳴大放vs.蔡務實保留

總統大選第一次辯論剛結束，比起環繞著兩岸政策的唇槍舌戰，有件事更讓我覺得值得玩味。一般認為，民進黨創黨當初就高舉著民主、自由旗號，帶有濃厚理想性格。相對的國民黨一路搞威權、反民主，常被認為保守性格強烈。但在這場辯論當中，竟是國民黨的朱立倫大鳴大放，反而是民進黨的蔡英文語多保留。這個反差，值得我們細細思量。

具體來說，針對最低基本工資的問題，朱立倫誇下海口，說要在四年內將基本工資從如今的兩萬元調到三萬元。相對地，蔡英文卻是嘟囔著民進黨一向與勞工站在一起云云，看起來半點魄力也沒有。光從這個場景來看，似乎朱才是能引領台灣的明君聖主，蔡卻是語焉不詳的投機政客，但事情真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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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先回過頭來看基本工資這個政策的意義和局限。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試圖用強制力來規定勞動力的價格，往往是說得出但做不到。
重新看待基本工資

因為在真實世界的勞動現場當中，勞動力的價格不只意謂著每個月領到薪水的數字，還是個多元因素綜合的結果。包括工作時間、工作環境、工作條件、工作中種種細緻的實務調度。

比方說吧，一個人的薪水增加，但他的工時可能也就要拉長。把工時壓低，也許又得犧牲掉工作環境。改善了工作環境，可能在實務的種種場景中，又會被拗回去。比方誤餐費要你自己出啦，車馬費要你自己出啦。勞動力的真實價格，會在這些因素當中不斷流竄。你在這個點把它拉高，它會從其他點把拉高的部分討回來。而且你管控得愈嚴格，新冒出來的因素就會愈來愈難查核，監管的成本就會愈來愈高。所以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妄想從政治力下手來規定勞動力價格，要不就是罔顧政策成本和效益的二愣子，要不就是不惜走向警察國家的法西斯人格。

在這裡我們就必須要重新換一個眼光，來看待基本工資，以及制訂它的民選政府。傳統的思維模式，是認為勞動力價格可以由政府說了算，政府基本工資喊低了就是圖利財團，喊高了才是照顧勞工。但如果我們理解勞動力價格多元且流動的真實面貌，這麼看就顯得很荒謬。因為價格從來不是政府說了算，市場這個多節點互動的生態系統，會用各種方式反映勞動力的真實價格。 

朱未顧慮制度成本


更恰當的看待方式是：政府非但不是勞動力價格的制訂者，反而是謙遜的觀察者。政府觀察市場，有沒有超額利潤的存在，勞動力價格是不是有上調的空間。而基本工資則僅是個工具，在政府估計有上調空間時，用來提醒市場該把超額利潤拿出來分。在這個視野當中，政府角色是謙遜，姿態是保守的。

說到這裡，我們回過頭來看朱的大鳴大放和蔡的語多保留，心裡就有數了。朱恰好是罔顧經濟運作邏輯，假裝政府可呼風喚雨、規定勞動力價格，而完全不去顧慮後面的制度成本。而蔡則是理解經濟運作邏輯，知道政府只能跟在市場後面亦步亦趨，不時推它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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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個不熟悉經濟學思維的選民而言，朱的大有為形象當然是討好的。但實際上那種誤以為政府可領導市場的傲慢，只是拿無法兌現的紅利來騙選民，這是理想主義者最壞的模樣。相反地，蔡不拿媚俗虛假紅利來欺騙大眾，而是謙遜且務實地要在現實許可的範圍內，一吋一吋往前推進。這恰好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最務實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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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教育，長久以來有種基進的公共化想像：認為中小學公立多、高中大學私立多的現象，代表整個教育資源是呈金字塔型的分配。而在大學中，前段補助多、後段補助少，也加劇了金字塔型的分配。金字塔型分配，就代表越往高端越稀缺，競爭就會越劇烈。所以這路基進的教育公共化思考，主張不只要十二年國教全面免試均質，連高等教育也要均質化、公共化、免費化。

全面免費而且均優的高等教育，這聽起來好像是個社會福利烏托邦。姑且不談可行性的問題，畢竟要不要免費教育，只是資源分配和稅賦輕重的問題。把國防支出和各種煙火型預算樽節下來，再給企業加些教育稅，捏著鼻子也就辦得起來了。投資教育就是投資未來呀，那麼政治正確的方向，當然值得政治人物們嘴它一下。

但我們必須想想，均優的高教求的是什麼呢？如果我們是為了緩解競爭，坦白說，把高教均質化是沒有意義的。就好像國中免試入學，大家就到高中聯考競爭；高中免試入學，大家就到大學聯考競爭。大學免試入學，大家就比學校資源。大學均質化，競爭一樣會發生在研究所、博士班、博士後，甚至就業關卡、公職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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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競爭的，是社會上機會的稀缺。只要機會稀缺，不論是廣設大專院校，或者十二年國教，或者高教均質公共化，最多都只能承擔延後競爭的這一把手，而終究無法迴避競爭。而且甚至可以說，這個延後可能會累積更多的壓力，讓最後的競爭一下子變得非常劇烈而殘酷。

為了紓緩競爭或者讓壓力正常釋放，一個思考的路徑是，鼓勵多層分流，國中之後用高中、高職來分流，高中之後用理論、應用來分流，大學以後用研究導向和市場銜接來分流。但我覺得這還沒有反省到問題的根本，那就是競爭的成因是什麼，機會的稀缺是什麼。為了更理解機會的稀缺是什麼，我們要回過頭來想想人類的經濟活動是什麼。

經濟活動的經典定義，是有效率調用資源來解決匱乏問題。但是在某個時間點之後，傳統意義上的匱乏已經被高漲的生產效率給消滅了。也就是說，人類生存所需物質財富的總量，已經足夠了，接下來要處理的是分配問題。

過去我們解決分配問題，靠的是交換。你用勞力換取貨幣，然後跟別人換取生活所需。但我們延續著過去的習慣，把注意力擺在物質財富上頭，總覺得別人要拿些什麼東西來跟你換，或者要參與某些東西的生產，才值得一個機會。

可是一方面物質的生產已經過剩，不需要那麼多人投入了。二方面大量生產的後果，讓人對進一步擴大物質生產有疑慮。於是，在物質生產這個領域，人類能獲得的機會是越來越少了。以台灣來說，十幾年前是外移到世界上其他國家，現在則是越來越大規模地被自動化機械取代。就算要擴大公家雇用來創造就業，但卻導致財政惡化，到頭來也是一場空。雅典娜說：「你不是還有生命嗎？」問題是現在就算願意賠命，也不一定找得到機會。就算你甘願做牛，人家還寧可用鐵牛咧。

這正是機會稀缺的時代背景，但不論如何，人類還是需要機會去參與交換和協作呀，而傳統的企業家忙著整併、裁員、自動化，提升生產效率好因應越來越激烈的跨國競爭。期望他們來為人們創造機會，是太折騰他們了。

這正是人類所面對的困境，而將來的世代，將會面臨到更嚴峻的考驗。在這種狀況下，就算我們繼續投注資源來打造高教的高樓大廈，可這個高樓真的承諾得起誰的未來嗎？還是只是搭建了一個去競爭化的升學主義海市蜃樓，讓人們以為按圖索驥就能迎向光明未來？到時候除了靠著政治力扭曲，給高教師資和相關從業人員創造大量政策紅利之外，終究是一場空，整個社會卻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真正的癥結在於，既然機會不斷稀缺，就該把注意力放在創造機會。順著這個思路，我們得要把教育的典範從「在同一條道上和其他人競爭輸贏快慢」，轉化為「找出自己獨特的特色好和別人進行交換、合作」。沒有這後一把手，對於教育的大量公共投資只是一場幻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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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並不是主張失敗主義，好像高教就絕對沒有可能接合市場需求。而是既然人人終究得要面臨「自己要拿什麼東西出來跟人交換？」的問題，那又何必鋪一條高教的康莊大道，讓大家以為此路升官發財，蠱惑大家去走？何不打開天窗說亮話，別讓孩子跟著別人走一樣的路啦。將來的世界裡，想辦法找到跟別人不一樣的路，做跟別人不一樣的自己，才有機會拿點什麼東西出來換，才有活路。

話又說回來，難道公共教育就不能擔當這個重責大任，幫助人們成就多樣性，成就與眾不同的自己嗎？我必須說，我非常存疑。都還不談國家機器有千百種衝動，會想要把教育變成是鞏固統治、擴張權力的工具。光是國家機器上令下行，層層控制的習性，以及多方拉扯、各方監督的體質，天生就讓它盲信、畏縮，不適合去幹這件事。

成就多樣性，不能期待政治。政治本質上就是保守的，在國家主導之下，教育的典範更是大可能荒腔走板。這後一把手，得要靠公民自己來，用自學、互助和網路基礎建設，來打造不同的教育典範。最適合幹這件事的，就是瞬息萬變的網路社群，以及眼前這個活潑潑的大千世界。不論作父母的，或者作子女的，都該睜開眼睛看看眼前的世界，而不要去盲信過去的康莊大道。

過去高教資格真的是好東西，恰好是因為稀缺確保了它的價值。但如果我們誤以為過去被認為是好的東西，如今就讓所有人都有，那就叫好上加好，那就誤解了經濟運作的邏輯。把稀缺的東西普遍了，非但無法解決所有問題，反而是讓問題回到原點：人們繼續得去尋找新的稀缺，來進行彼此交換。真正基進的教育想像，也該從這個認識出發，而不要被侷限在過去的典範裡，走錯了路。

退一步看，有人主張要調整看待大學的方式，回歸到「學習知識的機會提供者」而不是「徵別人力的文憑提供者」。這個切入點陳義雖高，但是我非常同意，整體社會的認知應該要朝這個方向調整。教育應該要協助學生發展能力，而不是執著在徵別人力，尤其後者往往會反噬前者。

但也就是在這裡，我們陷入了思考的盲點：誰說現有的高教體制是最好的學習場域和模式呢？在網路時代，高精尖的知識真的需要到大學才能取得嗎？讓學生面對各校良莠不齊的師資去碰運氣，這真的是合理的嗎？高教體系能壟斷的，恰好只剩下提供文憑的角色，而不是提供知識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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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脫對高教體系的盲信，思索網路的角色吧。如果是追求知識的免費化、公共化，網路是比實體學院更務實、更低成本的選項。實做和互動的學習經驗，也不必然要和學院綁在一起，可以朝更民間、更多元的方向去設想。用在地作坊式、師徒式的學習機制，取代高教學院的量產機制。讓知識普遍化、公共化的理想並沒有錯，但執著在高教的結果，就是很容易跟文憑主義混在一起，反而看不見真正改變的可能。

結尾還是來補充一下羅胖的這期節目：教育難題的意外答案。我們要先理解這個時代中，人所遭遇的真實處境，才能看得到人的出路，以及教育可能扮演的角色。一味地擴大公共教育，解決不了什麼問題。

關於中國知識論問題

端正視聽，特此存檔。

我不知道你是哪裡有誤會，但明代的君權膨脹是有名的誇張，顛覆了宋代以前君臣共治天下的傳統。你說的有效制衡，指的是宰相被皇帝摁在地上廷杖的時候，可以死給他看嗎？

不過，你的主張是，如果不是1640年滿清入關，中國會趕在歐洲之前，先發生工業革命嗎？都不談1640年距離工業革命的1760年只剩下120年，別忘了工業革命也是有理論基礎的，那就是牛頓物理學。

牛頓三大定律可是早在1666年就提出的，前面還有科學方法論以及科學社群作為基礎，請問這些東西明代有嗎？沒有的話，你憑啥認為明代就會搞出工業革命呢？

更何況，工業革命可不只是把渦輪和蒸汽湊在一塊，變成蒸汽機而已。瓦特真正做的是在理論指導下的技術改良，沒有科學方法論和牛頓物理學作支撐，蒸汽機的發明和改良，充其量只是個技術進展，成不了工業革命。

中國知識論的問題就是，只有技術思維(能解決問題就好，不管是啥道理)，沒有科學思維(姑且不論有沒有用，試著證明猜想，搞清楚規律)。前者固然重要，後者才能讓知識的增長橫向連結，形成指數型增長。

都到21世紀了，你的中國人祖先如果知道你還搞不清楚病根在哪，還在拿夷夏之防來為過去的歷史開脫，九泉之下大概死不瞑目吧。

短評陳尚志快問快答「我們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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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不願意承認這件事情，但不論是廣設大專院校，或者十二年國教，或者高教均質公共化，最多都只能承擔延後競爭的這一把手，而終究無法迴避競爭。

另外一把手，得要把教育的典範從「在同一條道上和其他人競爭輸贏快慢」，轉化為「找出自己獨特的特色好和別人進行交換、合作」。沒有這後一把手，對於教育的大量公共投資只是一場幻夢。

然而這後一把手，不能期待政治。政治本質上就是保守的，在國家主導之下，教育的典範更是大可能荒腔走板。這後一把手，得要靠公民自己來，用自學、互助和網路基礎建設，來打造不同的教育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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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再相信短視的政策紅利了，這會帶來更大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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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倫劈哩趴啦提了一堆政策要扭轉「薪情」，但他顯然對經濟運作的邏輯毫無認識，只懂得拿政治力強制來創造短期的紅利。但這些短期紅利，長遠來說卻會帶來更大的浪費。就拿「通過高階職能鑑定學員，保證平均薪資不低於每月新台幣四萬元」這條來說，我們來談談它會帶來什麼樣的短期紅利和長遠浪費。

我們要先認識到：任何制度都有成本。這裡成本說的不只是錢，還有時間、心力、可能性。擺在個人來說，是一個人把時間、心力投注在哪裡。擺在社會來說，是整個社會把時間、心力投注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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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想像：高階職能檢定會拉動大量的人把時間心力投注在準備考試，好符合檢定標準；為了確定合格的人有得到確實的待遇，又得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來做稽核考察。而這些時間和資源，原本可以投注在更真實的社會創新和財富生產當中，這也要算進我們為此付出的成本。

但企業其實會用很單純的方式來回應這些考核：做假、裁員、外移，或者乾脆倒閉。這怪不了企業無良，賠錢生意沒人做，又怎麼能要求誰賺得了十億卻只要賺一億。到頭來，實質的「薪情」不會好轉，只有那些伴隨著政治力強制，應運而生的高職檢補習班、約聘稽核人員會得到政策紅利，但這些紅利遲早隨著人去政息而打回原形。

在這個政策干預的過程中，攪亂了一池春水，最後還是原形畢露。只有那些被虛擲的時間精力，再也回不來了，整個社會因此付出巨大的成本。過去那麼多年來，我們的虛假教育已經浪擲了幾代人的青春、求知慾和掌握知識的能力。我們透過公部門待遇不斷加碼，勾引了許多菁英投注人生中最寶貴的時光準備考試，卻投入暮氣沉沉的公部門，而不是用自己的才華為社會帶來創新。而這個高職檢，也會變成新的黑洞，拉扯著人們去浪擲人生。

我倒不只針對朱立倫，所有政治菁英自以為是的干預和政策紅利，都只是造成更大的浪費、更悲催的虛擲人生而已。說到頭來，台灣人民必須要覺醒。我們不要再為了追逐短暫的政策紅利，去期待政治人物扭曲市場、創造需求，甚至把自己的心力浪擲在政治力打造的海市蜃樓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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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我們應該把心力擺在認識真實的世界、創造有形無形的真實財富。至於這些被權力扭曲出來的虛假需求，最後總逃不過時代浪潮的掏洗，要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裡。



本文刊載於想想論壇

現在的教育其實只是場遊戲

會覺得這一切難以理解，是因為我們認為教育的使命，是幫助孩子認識世界、銜接文明。

但其實教育已經不是這回事了。它已經變成徵別等級的汰穀機，是場追逐標準答案的遊戲。

從這個角度來看，就完全能理解這些荒謬的現象：反正是個遊戲，重點就是迎合遊戲規則而已。

理解歸理解啦，我還是完全不能同意就是了。

我並不是天真地想要保護孩子免於競爭，迴避現實的殘酷。相反地，正因為現實很殘酷，而這套遊戲卻是人造的虛假競爭，再怎麼精通，對他也根本沒有幫助。

所以，我絕對不會讓我的孩子去玩這個無聊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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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要說

我曾經偷偷地拿高中生的中文考卷回家自己寫。

結果成績只有76分。

我必須說一堆答案根本就是出題老師的個人觀點，然後強加在孩子身上，一堆甚麼江西詩派的比較，桐城派的起源都列入考題。

把新詩拆散重組還要考你意境。

問元白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判斷。

考你兩句根本不搭嘎的詞合再一起做判讀來比較最接近。

以及一堆這輩子你可能連中文系都用不到的成語。

這種教育，不是有事，是叫有病。

我想起侯文詠在不乖那篇說的「我寫我自己課文的考卷只拿87分，結果我兒子還語重心長地跟我說這樣在班上只能排13名。」

這一點都不荒謬，這很可悲，我可能拿著現在中正高中中文考卷去給中文系各大教授考，平均成績可能不會過高標。

『哪時候我們對於文學的詮釋美學變成選擇題了』

『又哪個時候開始，我們連作者跟誰有一腿屬於哪個黨派都需要知道了？』

文史哲不分家這句話我絕對同意，因為三者有他的互生關係，你只要看過西方哲學家如何去詮釋文本就能理解三者是會共生的。

但是，我們所謂不分家是指著他們有互相關係，但不是要孩子卻做考據研究、更不是死背的考據研究。

考據研究目錄版本那是大學研究所的事情，你扔來高中教育幹嘛？更別說一堆自以為是的國文系一年到頭都在改字音字義，搞得是家長民不聊生考生生靈塗炭老師哀鴻遍野。

『你們用自己的專業滿足自己對於教育的虛榮』

我厭恨選擇題。
我痛恨標準答案。
我悔恨自己教補習班。

為什麼台灣孩子不懂文學的美是甚麼，就連閱讀都是像個機器一定要有收穫？

還 不 是 我 們 這 些 該 死 的 大 人 害 的 。

我們上一代或許要對我們道歉，因為資源能掠奪不能掠奪都被掠奪光了，但我們這一代鐵定要對下一代道歉，因為我們無能，我們到現在還沒辦法扭轉掉整個教育體制，我們還沒找到新的資源讓他們開採。

你們能懂那種由衷的痛苦跟內疚嗎？

不會，因為你們只在乎自己社會地位是否可以交配到與自己相等地位的人。

美學，不過就只是一種來自於內心的讚嘆，而不是讚同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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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光靠政治不能解決問題？

為什麼光靠政治不能解決問題？

因為政治只能透過權力、在表面現象的層次解決問題。政治可以廢除死刑，卻廢除不了對罪犯的歧視和非人化想像。政治可以讓婚姻不分性別，卻沒辦法扭轉多數人對少數人的不理解。政治可以禁止體罰和作業，卻阻擋不了大人用威脅利誘來控制孩子的互動模式。

無論我們的生活是什麼樣子，都只是忠實地呈現出我們配得上什麼樣的生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