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們開口閉口都是市場，但從來沒尊重過市場。才會動不動就要用免稅、補貼來干涉市場。而在政策上對任何事物的重視，本質上都是對其他事物的歧視。這些歧視和調控的正當性，卻往往只奠基在官員自己的價值觀念。 官員們把注意力放在出版市場，認為這個市場的興衰象徵文化素養的高低，卻看不見市場上跨媒體、跨平台、跨虛實的種種創新，正在逐漸改寫文化的內涵。憑什麼厚此薄彼呢？這些厚又厚到誰的身上？不還是官員們主觀認定值得鼓勵的「那些文化人」身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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